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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歷史之維
2019年09月21日 07:2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 作者:郭臺輝 字號

內容摘要: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聯系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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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聯系緊密。西方社會科學在19世紀形成的三種方法論傳統——孔德的實證主義、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與韋伯的闡釋學,都旨在理解與解決現代性問題,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影響深遠?;誆煌睦飯勰?三種方法論傳統在指導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的結合時呈現三種關系形態:孔德實證主義傳統的“歷史的社會科學化”,把歷史視為社會科學的論證材料之“用”;韋伯闡釋學傳統的“社會科學的歷史化”,以歷史為“體”,把社會科學視為理解歷史個體及其行動的方法;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超越體用之爭,從物質生產關系出發,揭示自然與社會的歷史統一。隨著西方學術重心以實證主義為主導,并轉向缺乏歷史感的美國,非歷史性、精確性、實用性的個體行動分析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的標準,徹底拋棄了歷史研究在社會科學方法論傳統中的重要位置。二戰后,西方社會科學以“轉向歷史”為名,選擇性糅合三種方法論傳統的歷史之維,但僅把歷史作為材料與方法,納入社會科學范疇,沒有走出實證主義的窠臼。21世紀以來恐怖主義?;?、經濟?;娜蛐月? “歷史的終結”已成過時論斷,西方社會科學面臨新的挑戰與變革。解決人類命運共同體面臨的重大問題,重建作為整體的社會科學需要重申馬克思的“歷史科學”傳統,批判實證主義傳統的無歷史意識,抵制闡釋學傳統的知識碎片化趨勢。

  關鍵詞:社會科學 方法論 歷史科學 “轉向歷史” 唯物辯證法

  作者郭臺輝,云南大學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昆明 650091)。

  西方近代社會科學發軔于17世紀的“科學革命”,甫一興起就面臨科學論領域的內部爭論,而方法論的成型是為了理解、批判與化解資本主義發展與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現代性問題。由于對社會、科學與歷史的理解不同,對現代性問題及其化解方案有差異,19世紀形成三種明顯不同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傳統,歷史研究在其中的作用各不相同。進入20世紀之后,學術重心從歐陸轉移到英美世界,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歷史出現轉型,其主要特征是完全摒棄歷史意識,普遍切斷與歷史研究的聯系,如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與結構—功能主義、政治學的“行為主義”以及經濟學的“凱恩斯主義”,都傾向于關注當下的社會政治問題。二戰后,隨著西方世界的社會?;胄灤斯業母錈順逼搗?高度分化的社會科學各學科共同掀起一股“轉向歷史”的跨學科潮流,比如“歷史社會學”、“歷史人口學”、“經濟史”、“社會史”、“國家回歸學派”、“歷史制度主義”等,選擇性糅合方法論傳統的歷史之維,以反思并解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現代性問題。立足于西方社會科學的三種方法論傳統及其歷史之維,筆者旨在重新認識當代西方社會科學“轉向歷史”潮流的根本困境,為構建以歷史研究為基礎的中國社會科學提供方法論參照。

  一、西方社會科學的三種方法論傳統

  17世紀爆發的“科學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的一次偉大創舉,以新的科學思維與方法來探索物質世界與人類社會自身,使自然科學得到迅猛發展,也催生了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從此,哲學家們開始把物理學和數學的成就,如方法、概念、命題與定律,應用到社會政治秩序的設計與想象。他們用自然科學的分析方法建立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專門研究人類群體或個體的行為規則、社會秩序和政府構成方式。但是,科學領域內部存在兩大傳統的分化:培根、牛頓和洛克開創的英國經驗主義傳統,以物理機械論為基礎,發展出觀察與歸納的實驗科學;笛卡爾奠定的法國理性主義傳統,用普遍“數學化”的直觀演繹,尋找理性本質的客觀真理。這兩大傳統的沖突不明顯,但也未彼此融合,以至于到18世紀,英法啟蒙思想家從不同的科學觀念出發,建構并想象不同的人類社會政治秩序。

  其中,英國的經驗科學傳統反對普遍的自然法則,認為道德哲學必定是實驗科學,而政治學和法學及其相應的歷史研究應以經濟科學為基礎,采用經驗歸納與因果推論的方法,建立以政治經濟學為主的社會科學。休謨認為, “邏輯、道德學、批評學和政治學”這些“人的科學” “必須建立在經驗與觀察之上”, “是其他科學的唯一牢固的基礎”。后來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1759)、《國富論》(1776),弗格森的《市民社會史》(1767)等著作都以休謨的思想為基礎。然而,法國的理性科學傳統力圖在社會政治和歷史領域尋找普遍一致的理性精神與法則,要求用統一的數學方法和概念來分析社會政治結構。從此,人口、經濟、國家、心靈、習慣等原屬于討論人性、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等抽象話題的環境因素,開始成為社會科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比如,孔多塞主張在司法和投票程序中運用數學技術,呼吁建立“社會數學”,阿道夫·凱特萊主張把社會科學視為以統計學為主導的“社會機械學”或“社會物理學”。

  到18世紀中后期,生物學和生命科學迅速發展,并日益得到知識界、政府和大眾的廣泛認可。狄德羅《對自然解釋的思考》(1754)開創了“新科學方法”即生命科學,推動醫學研究與道德研究的結合,也促成“社會科學”的雛形。18世紀末是“社會科學發展歷程中的關鍵時期”,啟蒙哲學家逐漸把“社會”視為“第二自然”,在物理學與生物學主導的自然科學之下建立一門“社會科學”(socialscience)。因此,社會科學甫一興起,就內蘊科學領域內部曠日持久的數學與物理學、機械論與有機論之爭,而且,在社會科學此后的歷史發展中,科學論假設與認識論的本質性差異及其爭論必然表現為方法論的分化與立場沖突。

  對此,標志性的折衷方案是19世紀前期孔德開創的實證主義傳統。他力圖通過整合物理學的靜力學(秩序)與生物學的動力學(進步),調和經驗科學與理性科學、保守派與激進派之間的爭論??椎氯銜笆抵ぞ瘛筆恰拔嗽げ舛鄄?根據自然規律不變的普遍信條,研究現狀以便推斷未來”。在孔德看來,個人行動服從于社會整體,社會發展規律服從于更穩定的自然法則,人類社會才能確保秩序與進步的統一,為此,必須發展一個專門研究人類社會的學科,以所有自然科學的知識為基礎,并運用統一的科學方法。這樣,孔德以“社會學”來規定社會科學的任務,即尋找支配社會現象的普遍法則和社會運轉的因果規律,運用以社會觀察為主的,以實驗、比較、歷史為輔的自然科學方法。

  孔德的實證主義體系是對近代兩種啟蒙哲學傳統的方法論綜合。一方面,與孟德斯鳩、伏爾泰一樣,孔德吸收了英國從培根到休謨的經驗主義傳統,強調從個別到一般,對社會具體現象采取觀察、實驗、歸納和因果解釋方法;另一方面堅持法國笛卡爾以降的理性主義傳統,重視從分析到綜合的推導與演繹,目的是尋找人類社會的普遍規律與自然法則。但是,在歷經法國大革命的動蕩年代之后,孔德深刻洞察到現代性問題,即啟蒙運動過度張揚個體自由而忽視更根本的社會整體秩序與進步,必然帶來結構性震蕩的社會政治?;?。因此,實證主義哲學在認識論上強調人類社會的整體特征,把社會科學從自然科學與道德哲學中剝離出來,明確其知識來源與現實目的,取代此前自然、抽象和理性的個體論,并在整體結構與構成要素的關系中發展出功能論。但在方法論上又主張人類社會秩序應完全遵循自然法則,在具體方法上主張“觀察和推理”,把歸納抽象與演繹推理結合起來。因此,社會科學要證明自身的合法性和研究的精確性,必須嚴格應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方法和標準。顯然,孔德通過經驗、觀察與比較的科學方法,把曾被啟蒙哲學邊緣化的整體論哲學重新帶回社會科學的核心領域。

  孔德的實證哲學體系不僅影響到同時代的歐洲知識界,比如密爾的邏輯哲學、斯賓塞的社會學以及“實證史學派”,而且通過涂爾干的揚棄與轉換,對20世紀的結構—功能主義社會科學產生巨大影響。涂爾干一方面抱怨孔德和斯賓塞的社會學只是停留在概念體系的抽象思辨層次,從而完全剔除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哲學思辨、道德判斷與藝術想象;另一方面又全盤接受孔德的主張,認為社會科學的唯一任務是解釋社會整體的支配性力量及其永恒法則,由此發現社會事實與客觀知識。在他看來, “社會事實”是“普遍存在于該社會各處并具有其固定存在的”“行為方式”。當然,涂爾干以完全經驗化和操作化的方式研究社會整體結構、運轉秩序及其問題,比如結構功能論、有機體論、勞動分工論、作為社會象征符號的語言與宗教、作為社會病理學的“失范”等議題把社會學明確為“皇冠之學”。這些社會事實作為“物”的客觀存在,不能還原為不可感知的抽象觀念,只能訴諸于觀察和實驗的科學方法來解釋。

  孔德開創的實證社會科學還對當時社會各種相互沖突的現實力量起到重要的調和作用。馬克思與孔德都批判地繼承了圣西門關于整體重構社會秩序的新設想,把政治納入社會整體并進行科學考察,尋找人類社會的內在秩序與變遷動力。但是,馬克思并不贊同孔德的實證哲學,認為這是“資產階級哲學”,不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制度,也不理解工人為何要推翻資本主義體制,無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相提并論。

  馬克思在批判與揚棄的基礎上系統綜合了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與法國社會主義思潮三種近代歐洲的知識傳統,發展出歷史唯物主義,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傳統。這種全新的社會科學傳統總體批判并超越了資本主義觀念與制度及其相應的實證主義知識體系。其中,唯物辯證法得益于馬克思批判性發展了黑格爾哲學的唯心辯證法傳統,并進一步改造了總體性與矛盾性兩個指導原則。黑格爾提出“真理是全體”,“全體只是通過自身發展而達于完滿的那種本質”,所有特殊因素與各部分環節服從于作為總體的理念,把社會、政治、倫理、歷史與世界全部統一到“絕對精神”的理念。但是,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堅持以唯物論的總體性原則剖析并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系模式。歷史唯物主義的總體性原則表現有二。一是時間維度的歷史總體性。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視為人類歷史總體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和社會形態,而每種社會形態的社會關系都要歷經誕生、展開、?;妥暈已鍥墓?從而逐漸過渡到新的階段與形態。二是空間維度的社會關系總體性。馬克思既考慮到“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揭示資本主義的總體社會關系,認為資本主義的現代生產體制是為了滿足資本利潤和理性計算的需要,逐漸把工人甚至所有社會群體都對象化為孤立的原子。因此,以雇傭勞動制度為主要特征的生產關系在資本主義全部社會關系中占主導地位。

  在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傳統中,總體性原則離不開矛盾性原則。唯物辯證法強調批判性分析社會現象的內在矛盾,而矛盾的對立統一性讓事物不斷揚棄自身,以新的形式推動社會總體向高級階段發展。這意味著科學研究不能停留在感性到理性、具體事實到抽象命題的實證邏輯過程。相反,“正確的方法”應該進一步“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運用抽象思維把握具體的社會實踐。因此,馬克思的社會科學方法論原則包括,相對于多層多元社會關系的整體有機聯系,相對于社會生活各部門與各領域的各種具體制度的總體規范,相對于階段性歷史存在的人類總體歷史過程與發展規律,社會內部各領域的矛盾變動及其辯證運動構成為社會總體的歷史變遷。

  在總體性與矛盾性為原則的唯物辯證法指導下,馬克思的社會科學以人類社會的總體發展進程與規律為研究視野,以資本主義社會為具體研究對象,旨在成為一個有機的、總體的概念體系與知識體系。而研究社會生活各分支領域,乃是研究作為人類總體社會或者具體社會這一有機體的特殊環節。因此,馬克思開創的社會科學傳統有其明確的方法論特征。一方面,反對任何決定論的社會科學,既批判方法論個人主義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傳統,認為李嘉圖的“庸俗經濟學”僅從社會生活的經驗個體出發,片面觀察經濟問題,也批判經濟決定論的“庸俗馬克思主義”。另一方面,反對孔德的實證社會科學把人與自然二分,更反對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社會整體。馬克思認為,自然的歷史與科學知識并非獨立存在,而是隨社會歷史條件的具體變化而變化,因此,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延伸。在這個意義上,自然科學甚至可以成為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因為自然科學的知識、思維與方法被用來支配人與社會秩序或者提升人的生活質量時,就屬于社會科學的范疇。

  比較起來,孔德—涂爾干的實證方法論把社會視為統一、同質的結構實體,而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把社會看作人與人之間關系匯集而成的動態總體。然而,不同于整體論與總體論的社會實體存在,馬克斯·韋伯主張個體實在論,把社會視為名義的存在,而參與社會行動的個體才是社會的真正實體。在韋伯看來,個體構成為唯一的“社會事實”,“只有在行動的主觀意義能夠說明其他人的行為并因而指向其原因的意義上,行動才是‘社會的’”。由此,韋伯開創了一種闡釋學的方法論傳統。其中,社會科學“想解釋性地理解社會行為、并且通過這種辦法在社會行為的過程和影響上說明其原因”,從而把社會科學從涂爾干的“皇冠之學”降格為“工具箱”地位。當然,從對“人”的理解來比較,韋伯與馬克思一樣,都高度關注人在社會中的存在,但他理解的“人”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類的人”,不能結合成特定的“階級”群體。相反,韋伯主張獨特的、具體的歷史個體,其行動承載特定的文化價值與意義,是有目的性、非常規性的意圖和動機,由此構成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因此,孔德—涂爾干傳統的“社會”是穩定秩序形態的“強結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在其中發揮不同的功能作用;馬克思意義上的“社會”是一個“動態過程”,由特定社會關系主導的“經濟—社會”領域統攝;而韋伯筆下的“社會”則是個體行動“意義之網”的“弱結構”,歸屬于“文化”的總體范疇。

  上述三種方法論傳統作為“科學革命”的結果,都把“科學”視為一種理解與解釋世界的思維方式,反對神學與形而上學。它們充分運用經驗、理性、客觀的科學思維來理解人類社會的構成與運轉,共同關注由法國大革命與資本主義社會?;吹南執暈侍?。不同的是,孔德與馬克思樂觀地認為,科學可以理解并解釋人類社會的普遍歷史進程以及資本主義社會作為特殊歷史階段的社會事實??椎擄焉緇崮扇胱勻豢蒲У姆椒鄯凍?而馬克思把自然與社會視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結果,并統一置于“歷史科學”。相反,韋伯以人文與自然的二分法為基礎,看到的是科學研究在價值與文化領域的局限性。

  韋伯與馬克思一樣,反對任何形式的決定論,認為在總體的社會生活中不可能科學地找到一種決定性的因素或因果機制。韋伯認為,“無以數計的歷史條件,特別是純粹政治的發展過程,不能歸結為經濟規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種經濟原因來解釋,它們必然共同發揮作用”。同時,學科知識不可能具有超民族的客觀普遍性,任何科學研究只能從本民族文化出發,并受制于此?!耙敲揮醒芯空叨蘊囟ㄎ幕率檔囊庖宓男拍?一切分析具體實在的嘗試都毫無意義”。比如,政治經濟學看似是跨民族的,但一旦涉及“價值判斷”,就“必然受制約于人類的某一特殊族系。這種特殊族系性是我們從自己本性中就能觀察到的”。因此,韋伯視政治經濟學為“一門政治的科學”和“政治的仆人”,要服從“整個民族長遠的權力政治益”。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論特征體現為,“懸置”價值與文化層面的任何爭論,權宜性地提煉并運用“理想類型”的特定概念,以“工具箱”的方式,理解與闡釋個體行動“意圖”中偶然多元的因果關系機制。

  可見,社會科學在西方世界興起,全然受17、18世紀科學革命的影響,目的是理解與解釋19世紀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胂執暈侍?并且將資本主義問題置于人類社會與歷史發展的普遍進程中來把握。三種方法論傳統的差異源于各自不同的世界觀與認識論,以及對社會、人與科學及其間關系的不同理解。其中,孔德—涂爾干的實證傳統與韋伯的闡釋學傳統分別對應法國與德國的思想文化體系,旨在理解、解釋與解決資本主義在兩個國家不同時期的社會政治后果,而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傳統立足歐洲近代思想傳統,整體剖析并揚棄了資本主義在歐洲社會的總體興衰過程與現代性總問題。

作者簡介

姓名:郭臺輝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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