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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反思?新的前景 ——新中國70年史學的三大跨越
2019年09月20日 09:11 來源:《中國史研究動態》2019年第4期 作者:瞿林東 字號

內容摘要: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按照中國傳統的話語,這是一個大地生輝、普天同慶的偉大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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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按照中國傳統的話語,這是一個大地生輝、普天同慶的偉大年代。70年來,中國的各項事業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祖國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各族人民滿懷信心、團結一致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70年來,中國史學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在理論認識的深化、研究領域的開拓、成果的積累、隊伍的壯大、國際影響力的提升等諸多方面,都取得輝煌的成就,值得認真總結。這篇小文,試對70年來中國史學行程的總趨勢講一點粗淺的認識,就教于同行和讀者。  

  01、新中國成立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廣泛傳播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產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得到初步發展。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理論上和研究成果上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定了基礎。20世紀20年代前后,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介紹和闡釋,以及他署名李守常撰寫的《史學要論》于1924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1930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一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研究成果,在中國開辟了以唯物史觀認識中國歷史的道路。  

  第二,在民族危難關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成為喚起民眾、堅定民族自信心、堅決抗擊侵略者的思想武器。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翦伯贊的《歷史哲學教程》、胡繩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三,涌現出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群體,他們的著作所產生的影響,成為20世紀前半期最有生命力的史學思潮,正如1946年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見張豈之主編《侯外廬著作與思想研究》第八卷,長春出版社,2016年,第1頁)所說:“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于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曾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了?!竊謐約旱耐寥郎銜匏寺塹嗇芄蛔約菏褂瞇碌姆椒?,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了?!?/font>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大地上廣泛傳播創造了條件,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廣泛傳播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其標志是:  

  從思想上和理論上看,掀起了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高潮。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毛澤東選集》第一至第四卷陸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列寧、斯大林著作的翻譯、出版,以及新型報刊的評介,馬克思主義學者紛紛撰文對馬克思主義的闡釋等,人們如浴春風,感受到新思想帶來的激動和力量。這里,我引用白壽彝先生1981年在《從六十年來的史學發展說到對青年的教育問題》(《白壽彝文集》第6卷,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48頁)所回憶的一段文字,從中可以看出老一輩學者的心境和全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他寫道:  

  稍回想一下,這30年,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并沒有停滯不前,我們不要只看見“四人幫”時期的那種情景,還應該從解放初開始來看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發展。是不是這樣根據歷史情況來作判斷,還可以理解得多一點???建國初期,我在學校里工作,是做教師的。許多教師,在解放前沒有機會學習馬克思主義。這個時候,在解放后不久,規模廣泛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活動開展起來了。不少教師參加了學習,而且是很認真的。一些教師在課堂上能夠運用毛澤東同志的話,很受同學的歡迎。教師本人,對自己能夠運用毛澤東的話和馬克思的話來檢查世界觀,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去對照一些問題,深感這是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了很大的進步。事實也正是這樣。但是如果從實質上看,這還只是逗留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上,真正的掌握馬克思主義,還不行。拿這個情況和今天相比,我覺得是不是今天進步了,大家可以研究。  

  這些實實在在的話語,生動地反映出了那個時代的風貌和特點,也反映出了白壽彝先生本人的親身經歷,因為他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后才較多地接觸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并成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  

  從研究問題的深度上看,推動了對歷史上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討論、辯難,提高了史學界的學術水平,提升了史學工作者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理解和運用能力。這些重大問題是: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分期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戰爭問題、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問題、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以及歷史人物評價標準問題、階級觀點與歷史主義關系問題等。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許多重大問題的提出和討論,在新中國成立以前的中國史學界是不可能提出來的。這是因為,史學工作者在學習了唯物史觀后,于潛移默化中逐漸從朝代史的束縛下解脫出來,對歷史進程中的重大問題產生敏感和興趣,這是中國史學界在20世紀的一大進步。同時,在討論和辯難中,史學工作者意識到,要想說明自己的觀點和認識,材料固然重要,但沒有一定的理論修養顯然是不夠的,從而進一步激發了對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熱情。重要的是,這些討論、辯難所積累起來的成果,以及眾多學術專著中對這些所得的種種不同的反映,成為人們深入認識中國歷史的依據或參考,從而在整體上提高了中國歷史研究的科學水平。我始終認為,沒有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這些討論和辯難,我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不可能達到今天這樣的水平。因此,中國史學界不應當忽略、更不應當否定這些討論與辯難。  

  從史學隊伍的壯大來看,培養和鍛煉了一大批年輕一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工作者,顯示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勃勃生機和廣闊前景。一般說來,學術中的討論、商榷、辯難,不僅能推進學術的發展,而且也是培養、鍛煉新生力量的機會和路徑。以關于中國古代史領域的討論為例,當年的參與者漆俠、寧可、王思治、朱紹侯、胡如雷、林甘泉等,都是中青年學者,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所顯示出的學養和造詣,同他們直接參與上述有關重大問題的討論是有密切關系的。  

  當然,新中國成立后17年的史學發展,也走過一些彎路,即“左”的政治思潮和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形式主義態度,對史學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從實事求是的觀點和態度來看,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龐大的、完整的科學體系,人們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學懂它和正確地運用它,任何簡單的做法都可能偏離馬克思主義,甚至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而“左”的思潮極易導致教條主義和簡單化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因此,在有關上述重大問題的討論中,以及在歷史學的教學和研究的各個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偏離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如對馬克思主義某一論點或斷語的夸大和誤讀,對某一歷史材料之作用與價值在認識上不同的解釋等,確實是存在的。這種情況不僅無益于討論各方的論點走向接近與共識,反而又容易產生新的歧見。這就給史學未來的發展造成了障礙,而克服這些障礙,則需要史學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尤其需要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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