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宫建筑

 首頁 >> 社科關注
中國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 ——基于改革開放40年持續調查的數據
2019年09月18日 08:55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 作者:樊浩 字號

內容摘要: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的洗禮,中國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 “不惑”之境是什么? 一言蔽之,就是關于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 2007年至2017 年持續10年的三輪全國調查、四輪江蘇調查所提供的數據流和信息鏈及其精神哲學分析表明,改革開放 40 年,中國社會大眾的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已經形成。文化共識的要義一言概之:倫理型文化的共識,其核心是關于倫理道德一體、倫理優先的精神哲學傳統的現代中國形態的共識。這一文化共識從三個維度展現。一是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對于倫理道德傳統的文化認同與回歸期待;對于倫理道德優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對于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信心,它們從傳統、現實、未來三個維度呈現關于倫理型文化的共識。二是“新五倫”— “新五?!鋇穆桌淼賴孿執偷奈幕彩?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 “新五倫”,愛、誠信、責任、公正、寬容的“新五?!?呈現 “倫理上守望傳統,道德上走向現代”的轉型軌跡。三是倫理實體的集體理性與倫理精神共識。家庭倫理守望中問題意識由道德品質向倫理能力的轉化、分配公正與社會倫理實體的文化認同、干部道德與國家倫理實體的認同,形成家庭—社會—國家三大倫理實體的文化共識。這三大共識展現出中國倫理型文化“認同—轉型—發展”的精神譜系。

  關鍵詞:改革開放40年 倫理道德 文化共識 “新五倫”— “新五?!?倫理道德一體

  作者:樊浩,本名樊和平,東南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南京 210004 )。

  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的洗禮,中國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 “不惑”之境是什么? 一言蔽之,就是關于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共識。為了揭示我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多”與 “一”、 “變”與 “不變”的規律,自2007 年始,筆者率江蘇省 “道德發展高端智庫”的同仁進行了持續 10 年的中國倫理道德發展大調查,分別進行了三輪全國調查 (2007 年、 2013 年、 2017 年)、四輪江蘇調查 (2007 年、 2013 年、 2016 年、 2017 年),建立了 7 卷 12 冊 1000 多萬字的 “中國倫理道德發展數據庫”。該調查發現,中國社會大眾的倫理道德在10 年中經過了三期發展,呈現 “二元聚集—二元分化—走向共識”的精神軌跡。2007 年,改革開放近 30 年,中國倫理道德發展逐漸由多元向二元聚集,進入重大轉折的 “十字路口”; 2013 年的調查顯示,倫理道德的精神狀況已經越過十字路口,呈現 “多”向 “一”、“變”向 “不變”積累積聚的征兆; 2016 年和 2017年的調查表明,改革開放近 40 年來,中國社會大眾倫理道德發展的一些重大共識已經開始生成或已經生成。我們發現,現代中國社會大眾已經形成關于倫理道德發展的三大文化共識:關于倫理型文化的自覺自信的識;“倫理上守望傳統—道德上走向現代”的倫理道德轉型的共識;以 “倫理優先”實現倫理道德的文化自立的倫理精神共識。  

  一、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

  在世界文明體系中,中國文化是與宗教型文化比肩而立的倫理型文化,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社會大眾在激蕩和震蕩中所形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共識之一,就是關于倫理道德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對中國倫理道德傳統的文化認同與文化回歸;對現實生活中倫理道德優先地位的文化守望;對現代中國倫理道德狀況的肯定及其未來發展的文化信心。這一自覺自信的要義,不僅是關于倫理道德狀況的文化共識,而且也是對倫理型文化的現代認同,是關于倫理型中國文化如何繼續在世界文明體系中自立自強的共識。  

  (一)對于中國倫理道德傳統的文化認同與回歸期待 

  在任何文明體系中,傳統都是建立社會同一性與文化同一性的最重要基礎,對于文化傳統的自我認同,是最基本的社會共識,也是其他一切共識的基礎?;厥捉岳吹鬧泄緇嶙?在一定意義上講,幾乎每次都經歷甚至肇始于對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的自我反思與激烈批判。改革開放 40 年,倫理道德是受激蕩最巨大和最深刻的領域之一,近 10 年來中國社會大眾的集體意識最深刻的變化之一,就是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態度由改革開放初期的激烈批判悄悄走向認同回歸,并逐漸凝聚為社會大眾最重要的文化共識之一。

  對中國倫理道德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回歸所釋放的第一信號,是關于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生活主導結構的認知和判斷。當問及“你認為當前中國社會道德生活的主流是什么”時,三次全國調查呈現的軌跡十分清晰。

  

  在上述關于當今中國社會道德生活的中西古今的四維坐標系中,認知和判斷呈兩極分化:一極是 “中國傳統道德”,這 10 年中的認同度提升了近 1.5 倍,表明傳統回歸的強烈趨向;另一極是市場經濟道德,這 10 年中認同度下降趨勢明顯。變化較小或相對比較穩定的因素,一是 “國家意識形態中所提倡的社會主義道德”,三次調查的數據變化很小, 2017 年與 2007 年的數據差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二是受“西方文化影響而形成的道德”, 2017 年與 2013 年相比雖然數據翻番,但總體上選擇率很小。無疑,這些數據既是事實判斷,也是價值判斷;不僅是客觀現實,而且也是價值認同,準確地說,社會大眾對道德生活的認知判斷中滲透了價值期盼,其中 “市場經濟中形成的道德”顯然包括積極與消極兩個方面。

  這三次調查及其呈現的變化軌跡似乎產生一種信息暗示: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生活彌漫著一種傳統氣氛,然而它與人們的生活經驗、與主流意識形態和社會大眾對傳統道德的呼喚似乎又相矛盾。其實這一信息需要立體性詮釋。其一,在理念和理論上,我們不能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直接等于道德合理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道德是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中的現實,但現實的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經濟發展層面是一種高效率的體制,它所產生的倫理道德如平等自由原則、契約精神等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市場經濟本身卻存在諸如資本崇拜、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等深刻道德缺陷,這些缺陷早已被有先見之明的倫理學家和經濟學家所揭示,市場經濟并不具有先驗的道德合法性。正因為如此,中國所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不僅在經濟體制上堅持公有制主導,而且包括以社會主義價值觀和中國優秀道德傳統矯正、揚棄市場經濟固有的道德缺陷。其二,在近 10 年來的持續調查中,第一次調查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形成的道德”高居首位,重要原因是這次調查對象中很大部分是大學生,后兩次調查嚴格按照社會學的抽樣方法進行,因而在認知判斷方面有所差異。同時,這 10 年中不僅人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尤其是對其所派生的道德問題的認識,而且國家意識形態導向也發生重大變化,如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認知中對傳統道德的呼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構,正因為如此,“中國傳統道德”與 “國家意識形態中所提倡的社會主義道德”在后兩次調查中都居第一、二位,當然,“中國革命道德”、“社會主義先進道德”也已經包含其中。其三,這些信息不僅是事實判斷,而且是價值判斷,甚至更多是社會大眾對道德生活的認知和向往,表征社會心態,因而并不能由此得出 “中國傳統道德已經是當今中國社會主流”的判斷。

  于是,準確把握社會大眾對于傳統倫理道德的文化態度,還需要其他信息提供佐證?!澳銜韻執泄緇岬穆桌砉叵島偷賴路縞性斐勺畬蟾好嬗跋斕囊蛩厥鞘裁?”在中國傳統文化、外來文化、市場經濟三大影響因子中,這 10 年的變化軌跡表明,“傳統文化崩壞”的歸因不斷上升, 2007 年影響最小 (占 12.0% ), 2013 年從第三躍居第一 (占 35.6% ), 2017 年成絕對第一歸因 (達 41.2% )。相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導致的個人主義”的歸因不斷下降, 2007 年是絕對第一因素 (占55.4% ), 2013 年成 第 二 因 素 (占 30.3% ), 2017 年 下 降 為 最 小 影 響 因 子 (占11.3% )。兩大因子上升和下降的幅度都是幾何級數?!巴飫次幕寤鰲筆瞧渲邢嘍員冉銜榷ǖ囊蛩?。這一信息與表 1 完全一致,彼此形成一個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的信息鏈,證成關于倫理道德傳統的文化回歸的事實判斷與價值期盼,它表明,對中國倫理道德傳統認同和回歸的呼喚,已經成為當今中國社會大眾最為強烈和深刻的文化共識之一。  

  (二)對于倫理道德優先地位的文化守望 

  倫理道德在現代中國社會大眾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中到底具有何種文化地位?這是關于倫理道德文化自覺的現實確證。與西方文化相比,中華文化最大特點是倫理道德對于個人安身立命和社會生活的特殊意義,呈現倫理型文化的特征。這種“倫理型文化”有兩個參照,一是與西方宗教型文化相對應,倫理道德而不是宗教成為精神世界的頂層設計和終極關懷;二是與西方法治主義傳統相對應,倫理道德而不是法律成為共同生活和社會秩序的價值基礎。倫理型文化當然不排斥宗教與法律,但倫理道德確實在相當程度上具有某種文化替代的意義,在價值序位中具有某種優先地位。經過改革開放 40 年來西方文化的沖擊和市場經濟的洗禮,在倫理道德與宗教、法律的關系方面,社會大眾是否形成新的文化共識? 我們的調查發現,中國社會大眾依然堅守對倫理道德優先地位的倫理型文化守望,關于宗教信仰狀況和處理人際沖突的調節手段的調查結果,為我們提供了兩個參照性很強并體現文化共識的重要信息。

  面對全球化和市場經濟的沖擊,宗教是現代中國社會的敏感問題。當今中國社會大眾的宗教信仰狀況到底如何? 我們的調查發現,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僅是絕對少數,而且呈下降趨勢。2007 年、 2013 年、 2017 年三次全國調查中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占調查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 18.6% 、 11.5% 、 8.5% 。其中 2007 年與后兩次調查數據差異較大,因為這次調查主要在江蘇和廣西、新疆采樣,并且江蘇與廣西、新疆的樣本量相同,后兩個地區系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因而有宗教信仰人群的比例相對較高。這一數據及其變化曲線可能與當今中國社會潛在的那種令人擔憂的 “宗教熱”感受相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1)當前中國社會大眾的宗教感和宗教情愫也許正在悄悄升溫,但如果他們在調查中不能坦然宣示和承認,那也只是一種情愫,并沒有真正成為安身立命的信仰;一些對當今中國社會具有顯示度和影響力的人群如大學生和出國留學人員的信教比重也許在增加,但以上數據是嚴謹調查得出的抽樣結果,佛教在中國的傳播史已經證明,如果宗教只是在少數精英中傳播而不能成為普羅大眾的信仰和生活方式,那就不可能占據主導地位。(2)中華文明的根本特點不是 “無宗教”,而是 “不宗教”。在中華文明史上宗教從來沒有缺場,既有本土的道教,又有后來傳入并廣泛傳播的佛教,然而中華民族最終卻沒有走向宗教的道路,其根本原因在于其有強大的倫理道德傳統。事實證明,“有宗教”而 “不宗教”才是傳統文化的 “中國氣派”。

  倫理型文化之 “倫理型”,不只是相對于精神生活中的宗教,也相對于現實生活中的法制。我們的調查發現,中國社會大眾有自己的文化堅守,而且在改革開放 40年的進程中形成越來越大的文化共識。從 2007 年始,我們都持續追問同一個問題:“如果發生重大利益沖突,你會首先選擇哪種途徑解決?”結果發現,倫理道德一如既往是首選。2007 年的全國調查從總體上設計問卷,得到的信息是: “直接找對方溝通”的占 49.3% , “通過第三方調解”的占 29.6% , “訴諸法律打官司”的占18.1% ,“溝通”和 “調解”的倫理路徑是絕對首選。2013 年與 2017 年的全國調查中,我們對問卷作了某種改進,將利益沖突的對象區分為四種關系,并且增加了“能忍則忍”的道德路徑的選項 (參見表 2 )。調查結果發現,在家庭成員、朋友、同事之間,“溝通”和 “調解”的倫理路徑是絕對選項,其次是選擇 “能忍則忍”的道德路徑,“訴諸法律”的選項都不到 3% 。即使在商業伙伴之間,倫理路徑依然是首選,只是法律手段的權重大幅增加,成為第二選項??杉?倫理、道德、法律之情—理—法三位一體的價值序位,依然是高度文化共識和文化守望。

    

作者簡介

姓名:樊浩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龍)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水晶宫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