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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目錄學的發展及其成就
2019年09月11日 08:40 來源:《學術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汪高鑫 字號
關鍵詞:目錄學;《別錄》;《七略》;《漢志》

內容摘要:西漢末年劉向和劉歆父子分別編纂的《別錄》和《七略》,為中國目錄學之圭臬?!侗鷴肌肥歉魘櫚テ緞鷴肌?又稱《書錄》)的合集,為書籍的內容提要或書目解題,在思想方法上重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和史料考證,強調以“合于六經”作為書籍評論標準?!鍍唄浴肥橇蹯г凇侗鷴肌返幕∩稀按櫧渲敢倍傻鬧泄諞徊肯低車哪柯佳е?,對我國古代書籍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類,為后世書籍分類提供了范式。東漢班固的《漢志》則是對劉歆的《七略》“刪其要”而成的,作為現存的最早的圖書目錄,《漢志》的目錄學價值主要是起到了保存文獻的作用,反映了先秦秦漢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后世目錄學四部分類的基礎,開創了正史編纂藝文志的先河。

關鍵詞:目錄學;《別錄》;《七略》;《漢志》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西漢末年劉向和劉歆父子分別編纂的《別錄》和《七略》,為中國目錄學之圭臬?!侗鷴肌肥歉魘櫚テ緞鷴肌?又稱《書錄》)的合集,為書籍的內容提要或書目解題,在思想方法上重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和史料考證,強調以“合于六經”作為書籍評論標準?!鍍唄浴肥橇蹯г凇侗鷴肌返幕∩稀按櫧渲敢倍傻鬧泄諞徊肯低車哪柯佳е?,對我國古代書籍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類,為后世書籍分類提供了范式。東漢班固的《漢志》則是對劉歆的《七略》“刪其要”而成的,作為現存的最早的圖書目錄,《漢志》的目錄學價值主要是起到了保存文獻的作用,反映了先秦秦漢的學術發展,奠定了后世目錄學四部分類的基礎,開創了正史編纂藝文志的先河。

  關鍵詞:目錄學 《別錄》 《七略》 《漢志》

  作者簡介:汪高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

 

  學界一般認為中國目錄“萌芽于先秦時期,起源于《詩》、《書》之序”。①然而群書目錄的建立,則始于漢代。漢代目錄學的發展有兩個重要階段,一是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整理文獻所進行的目錄編制,一是東漢班固撰寫《漢書·藝文志》(簡稱《漢志》)對于目錄學的發展。劉向編纂《別錄》,劉歆在其父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而成《七略》一書,堪為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目錄學的發端?!侗鷴肌酚搿鍍唄浴釩氖榧胙煞擲嗨枷?、學術源流的考鏡與評述以及古文經學思想等,對于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史影響深遠。班固通過對《七略》“刪其要”而成《漢志》,不但系統記述了《七略》的內容,開創了正史編纂藝文志的先河,而且繼承和發展了劉歆的目錄學思想。以往學術界關于漢代目錄學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果。②然從總體來看,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個案研究為主,缺乏整體論述,難以反映出漢代目錄學的發展與變化,對漢代目錄學內蘊的思想闡發不夠,對漢代目錄學的貢獻缺乏系統評述?;詿?,本文期望對漢代目錄學的發展過程及其思想與成就做出系統闡發,以求教于方家。

  一、《別錄》與《七略》的編纂及其目錄學思想

  劉向、歆父子相繼編纂的《別錄》與《七略》,是以西漢末年大規模整理文獻為背景的。這次大規模文獻整理工作得以開展,與西漢建國以來重視文化建設、歷史資料不斷得以積累密不可分。由于秦火的緣故,先秦文化典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浩劫。西漢立國之初百廢待興,尚未顧及文化建設。漢惠帝四年(前191)正式“除挾書律”,“秦律敢有挾書者族”的規定得以廢止。③文、景之時,朝廷“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④據《太平御覽》卷233引劉歆《七略》語,“百年之間,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閣、秘室之府”。隨著文獻的不斷增多,必然會出現文字不同、錯訛缺佚乃至真偽相參等情況,使得對文獻本身進行整理變得非常迫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的同時,于河平三年(前26)正式下詔校書。據《漢書·藝文志序》載,此次校書的具體分工是:“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泵孔梢皇?,則由劉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很顯然,這次校書工作既有分工合作,又是由劉向總攬其成的。劉歆是前期書籍整理的助手之一,并在其父去世后奉詔承繼父業,典領“五經”。漢哀帝建平元年(前6),歷時20年的校書任務最終完成,統共著錄的書籍為13000余卷。由劉向、劉歆父子先后總攬其成的這次大規模的古籍整理活動,使得中國古代典籍在西漢成、哀年間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整理,也為后世文獻整理提供了范例。正是在整理文獻的基礎上,劉向、歆通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已經校讎勘定的文獻進行分類,編制目錄,從而有了劉向的《別錄》和劉歆的《七略》問世,二書也成為后世目錄學之圭臬。

  《別錄》是各書單篇《敘錄》(又稱《書錄》)的合集,為書籍的內容提要或書目解題。這次校書活動是分工進行的,但是各書的《敘錄》撰寫工作主要由劉向完成。劉向非常重視書籍的《敘錄》撰寫工作,將它與書籍的校讎勘定工作視作為文獻整理工作的一個有機整體。據史書記載,當時校書“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⑤這就是說,撰寫《敘錄》工作是與書籍的校讎勘定工作同時進行的,它們構成了文獻整理工作的一個有機整體。為了突出《敘錄》的重要性,劉向又將各書《敘錄》另備一份,獨自編定成書,與原書別行,故而稱作《別錄》。劉向所編《別錄》涉及的內容主要有:書籍篇目、內容大意、存佚及其流傳情況、書籍的作者及其生平情況,以及關于學術評述和學術源流敘述等。縱觀《別錄》的目錄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一是重視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辨章學術是指對學術流派或書籍特點的辨明,而考鏡源流是指對書籍源流和學派源流的考辨。僅從留存的諸篇《敘錄》來看,足見劉向是非常重視對學術流派和學術源流的考辨工作的?;謊災?,重視對學術流派和學術源流的考辨是《別錄》蘊含的重要思想之一。如《列子敘錄》曰:“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于世。及后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雹藪誘舛渭竊乜梢鑰闖?,劉向一方面對列子作了學派歸類,認為他“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一方面對其學說的學術特點作了評介,認為主要是“秉要執本,清虛無為”。由此可見劉向對辨章學術之重視。同時,劉向也重視考鏡學術源流,《敘錄》在此不但說明了列子學派的源流情況,而且還對《列子》一書流傳的盛衰情況及其盛衰原因都一一作了說明。對于劉向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清代史評家章學誠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非深明于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⑦劉向《別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后來劉歆撰寫《七略》,對學術進行系統分類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是以“合于六經”作為書籍評論標準。劉向是西漢榖梁學大師,一代名儒。因此,在其所撰《敘錄》中,他不但重視對書籍進行評論,而且從儒家觀點出發,以是否合于“六經”作為書籍評論的標準。如說《管子》“務富國安民,道要言約,可以曉合經義”;《晏子》“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列子》“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⑧應該說,劉向以學術思想是否合于“六經”作為書籍評論的標準,是有失偏頗的。但是,劉向在以是否合于“六經”作為書籍評論標準的同時,卻并沒有對其他諸家采取排斥的態度。如上引列子便是道家人物,而劉向卻說其學術思想有合于“六經”之處,給予肯定。劉向甚至認為法家《申子》的學術思想也有合于“六經”的。他說:“申子學號曰‘刑名家’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于六經也?!雹崍蹕蚨勻寮抑庵羆已醪扇〔慌懦獾奶?,恰恰說明了自董仲舒之后,西漢的儒家實際上已經大量吸收了其他諸家的思想。同時,《敘錄》以是否合于“六經”為書籍的評論標準,也說明了劉向寄希望于借助文獻整理的機會,用儒家思想來統一天下學術這樣一種愿望。

  三是重視史料考證。歷史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必然會出現各種說法相互矛盾、真偽難辨的現象,這就需要在文獻整理過程中認真加以考辨,以期去偽存真。劉向撰寫《敘錄》非常重視史料的考證工作。從現有《敘錄》來看,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鄧析書錄》考證鄧析子之死一事?!妒槁肌吩唬骸暗宋穌?,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為政,《記》或云子產執而戮之。于《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顓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后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雹獯誘舛渭竊乜煽闖?,劉向運用了《左傳》的材料來考證“鄧析被子產所戮”之陳說。由于劉向引證翔實,說理透徹,從而使陳說被予以否定。

  《敘錄》的撰寫,以及在此基礎上別集而成的《別錄》,無疑是劉向文獻整理的一大創舉?!侗鷴肌紛魑夜飛系諞徊渴檳刻飩?,不但為隨后劉歆編撰《七略》奠定了基礎,而且也直接為后世學者編寫書目題解或書籍評介提供了一種范式。

  如果說《別錄》的撰寫基本上成于劉向之手,那么《七略》則是劉歆在劉向《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而成的。說《別錄》只是基本上成于劉向之手,是因為在現存的《敘錄》當中,遺留有劉歆直接撰寫的《山海經敘錄》,由此可見劉向的校書和撰寫《敘錄》工作并沒有最終完成。但是,劉向未校的書籍和未編成的《敘錄》肯定為數已不多,因為從劉向之死到劉歆完成《七略》的編寫,期間總共只有二三年時間。(11)而在這期間,劉歆還要集中主要精力編撰《七略》,可見劉歆校書和編寫《敘錄》只是掃尾而已。有學者認為,“如果說校書主要完成于劉向,編目主要完成于劉歆,不會偏離事實太遠?!閉飧鏊搗ㄊ怯械覽淼?。不過,《七略》雖然成于劉歆之手,但他確是在劉向《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而成的。對于《七略》與《別錄》之間的關系,阮孝緒在《七錄序》中已作了明確說明:劉向“又別集眾錄,謂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略為名,次六藝略,次諸子略,次詩賦略,次兵書略,次術數略,次方技略”。曾貽芬、崔文印也認為“‘七略’就是每個部類皆略取《別錄》而來”。(12)

  《七略》作為我國第一部系統的目錄學著作,其最大功績便是第一次對我國古代書籍進行了全面、系統的分類,從而為后世書籍分類提供了范式。中國古代學術分類發軔于先秦,像《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呂氏春秋·不二》等篇,誠可謂是這方面的先驅之作。司馬談撰《論六家要指》,第一次對先秦學術思想進行了系統總結和分類。劉向、劉歆父子的書籍分類與前賢有所不同,這種書籍分類不但包含了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思想分類(諸子學術分類),而且是對所有文獻的全面而系統的分類,因此,比較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的學術思想分類,劉歆《七略》可以稱得上是中國古代第一次書籍大分類?!鍍唄浴芬皇榻褚巡淮?,然班固《漢書·藝文志》卻是“刪其要”而成的,我們完全可以從中管窺劉氏分類思想之大要。其一,首倡書籍六分法?!鍍唄浴芬皇楣卜幀都浴?、《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和《方技略》等七個“略”,而實際上《輯略》只是一個對全書的總體說明,它不屬于書籍分類。因此,《七略》的書籍分類是一種六分法,亦即將書籍分成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和方技六大門類。大類之下有小類,亦稱種,《七略》共分書籍為38種。小類(即種)之下有家,《七略》共分書籍為603家。家之下便是書名了,《七略》總共著錄的書籍多達13000余卷?!鍍唄浴妨址ㄒ丫謁韭硤浮堵哿乙浮費醴擲嗟幕∩洗蟠笙蚯胺⒄沽?。司馬談的學術分類只是將先秦諸子學術分為六家,而劉歆的學術分類則是在諸子之外又劃分了五大類,因而是一種囊括了各種學術于其中的真正意義上的學術分類。劉歆六分法對于后世目錄分類有著重要影響,此后各時代的書籍分類,其實都是在此基礎上所作的各種不同整合而已。如王儉的《七志》、阮孝緒的《七錄》,顧名思義,即知乃劉氏《七略》之仿效作。即使如在中國目錄學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經、史、子、集四分法,其基本因子也已盡在《七略》之中。由此可見,《七略》的六分法不但對于中國目錄分類有開創之功,而且對于中國目錄學之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同時,《七略》的撰寫以及六分法的提出,對于正史的編寫也有莫大的影響。中國古代正史的第一個“藝文志”——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便是直接對《七略》“刪其要”而成的。因此,《七略》之于中國學術和中國史學居功至偉。范文瀾對于《七略》之于史學的貢獻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將其與《史記》相提并論。他說:“它(《七略》)不只是目錄學??毖У目?,更重要的還在于它是一部極可珍貴的古代文化史。西漢有《史記》《七略》兩大著作,在史學史上是輝煌的成就?!?13)

  其二,提出十家九流說。十家九流是《七略》當中《諸子略》的學術分類,它是在司馬談六家說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所謂九流,即是在司馬談所論陰陽、儒、墨、法、名、道六家的基礎上補上縱橫、雜、農三家而合為九流。不過,《七略》之九流分類雖然也將司馬談所論六家置于最前,但對于六家本身的排序與司馬談不同,《七略》六家(亦稱六流)的前后次序是儒、道、陰陽、法、名、墨。九流以儒貫首,這自然體現了劉氏之儒家本色,同時也是與漢代諸子學術之地位相符的。而十家,則是在九流之后附以小說家?!鍍唄浴誹岢齙氖揖帕魎?,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司馬談關于先秦諸子學術已有的六家分類的思想和方法,一方面又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補充。筆者認為,從諸子學術分類而言,司馬談劃定諸子學術為六家,實為千古不易之論。但是,劉歆的十家九流之分類,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更加全面地囊括諸子學術之流派,一方面則是出于著錄書目,為全面評述諸子學術提供方便的一種需要。因此,十家九流說的主要意義在于其提供了一種目錄學的便利。對于十家九流說之于諸子學術的目錄分類上的意義,即使如對此劃分頗有微詞的梁啟超也是予以肯定的,他說:“學派既分,不為各賦一名以命之,則無所指目以為論評之畛畔,況校理書籍,尤不能不為之類別以定編錄之所歸,故漢志以‘流’分諸子,在著述方法上不能不認為適當?!倍浩舫允揖帕魎滌形⒋?,主要是認為《七略》所補四家在學術思想和性質上與前六家非為同類,不可并列。盡管如此,他也不得不承認“分諸子為九家十家,不過目錄學一種便利”,(14)肯定十家九流說之目錄分類的合理性。

  其三,提出“諸子出于王官”論?!爸鈄映鲇諭豕佟筆橇跏顯凇鍍唄浴ぶ鈄勇浴分刑岢齙囊桓鮒匾礪?。如果說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以六家分類諸子主要是通過辨章諸子學術而成的不易之論,那么劉氏“諸子出于王官”論則主要是通過對諸子(即十家九流)學術考鏡源流的一個重要成果?!爸鈄映鲇諭豕佟甭巰曇凇逗菏欏ひ瘴鬧盡?,如說:

  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為高。

  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陰陽家者流,蓋出于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于禁忌,泥于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佑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如此等等。對于《七略》“諸子出于王官”之論,梁啟超認為:“其述各派淵源所自,尤屬穿鑿附會,吾儕雖承認古代學術皆在官府,雖承認春秋戰國間思想家學術淵源多少總蒙古代官府學派之影響,但斷不容武斷某派為必出于某官?!?15)在此,梁啟超雖不反對《七略》“諸子出于王官”論,但他批評《七略》斷定某家一定出于某官的說法。應該說,梁啟超的這一批評是較為中肯的。值得注意的是,《七略》在提出“諸子出于王官”論的同時,還肯定了十家九流學術各有所長(當然劉歆對諸子學的評論是以儒家為本位的)。劉歆認為,諸子之學都是政治學,是出于治政的需要而產生的,因此,諸子學術與治政之間的關系,誠如《易傳》所說的,是“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既然諸子學術都是為了治政的需要,因此,劉歆認為人們應該在尊崇儒術的前提下,積極吸取諸家學術之所長。他說:“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也?!?16)應該說,劉歆兼收并蓄諸子學術的思想是對司馬遷學術思想和精神的一種繼承,如果聯系到劉歆所處的西漢末年已是儒術早已獨尊、讖緯神學泛濫這樣一種人文環境,有這種開放的學術思想就更加難能可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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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汪高鑫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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