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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性闡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跨語際實踐 ——以瞿秋白的《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為例
2019年08月19日 08:54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京)2018年第1期 作者:路寬 字號

內容摘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譯介過程體現為一種跨語際的傳播實踐,其基于翻譯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想象。本文關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在這一過程中的行為,將之歸納為“創造性闡釋”。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譯介過程體現為一種跨語際的傳播實踐,其基于翻譯者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想象。本文關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在這一過程中的行為,將之歸納為“創造性闡釋”。以瞿秋白為例,《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并非瞿秋白的原創,而是轉譯性作品,經過選擇性轉譯、創造性加工、技術性規避、專業性注釋等跨語際的再造實踐,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和中國文化在內容和形式上的緊密結合,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大眾化。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 跨語際實踐/ 瞿秋白/ 《社會哲學概論》/ 《現代社會學》/

    作者簡介:路寬,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后

 

  馬克思主義經翻譯傳入中國,翻譯是馬克思主義文獻傳入中國的起點。毛澤東曾指出:“我們黨內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國書的人,首先要翻譯馬、恩、列、斯的著作,翻譯蘇聯先進的東西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東西?!薄安灰崾癰惴氳耐?,如果不搞一點外國的東西,中國哪曉得什么是馬列主義?”①因此,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研究,必須重視翻譯的作用。然而,長期以來,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譯介的研究往往局限在何者翻譯了何種著作,而忽視了對譯者“解讀的解讀”;宏觀整體的研究較多,微觀個案的研究較少,造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領域的不少成果浮于表面——都在言說“中國化”,但究竟是哪些文本通過哪些方式,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從一種域外文化向本土文化的轉型,轉型過程為什么以及怎樣發生,卻語焉不詳。因此,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有待于通過細致的譯介個案的研究實現,其所關注的核心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通過譯者被解讀,譯者為什么對之如此闡釋,如何理解其譯注行為,經過闡釋之后的馬克思主義又如何與中國的社會實踐相勾連,這種闡釋行為又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何種影響?

  以往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研究,主要從宏觀角度關注其來源渠道、傳播文獻、主要內容、傳播史及時期劃分、傳播主體和傳播對象等,而鮮有關注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的個案文獻本身和譯者的能動作用②。本文通過跨語際實踐理論提出一種新的解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過程是譯者對域外文化進行創造性闡釋的過程,譯者通過選擇性轉譯、創造性加工、技術性規避、專業性注釋等具有普遍性特點的再造實踐,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從一種語言模式到另一種語言模式的轉型和再造,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及中國化。也就是說,并不存在與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過程截然分開的馬克思中國化過程,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過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部分。

  本文將馬克思主義者的翻譯行為視為一種“跨語際實踐”?!翱纈錛適導?translingual practice)由劉禾提出,其用以解釋在翻譯過程中將“客方語言(guest language)”轉化為“主方語言(host language)”過程中的創作行為。劉禾認為,“當概念從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時,意義與其說是發生了‘改變’,不如說是在主方語言的本土環境中發明創造出來的”。這是一種“跨語際的實踐過程”。③跨語際實踐表明,翻譯者總是難以避免將自己對文本的理解與期待融入譯本中,因此經過翻譯后的文本不再僅是原文所表達的內容,而是包含了譯者的訴求。這體現出譯者對于話語的權力支配,及譯者借于文本所表達的愿望。④這一概念為“研究近代史上中西語言的互動實踐設置一個理論基礎。由于中國現代思想傳統肇始于翻譯、改寫、挪用以及其他與西方相關的跨語際實踐,所以不可避免的是,這項研究必須以翻譯作為起點?!雹菀虼?,對于近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回到觀念層面,考察這些外來思想在引入過程中發生了怎樣的演繹及可能的轉向。⑥

  本文試圖從跨語際實踐這一理論框架出發,以具體文本為研究對象,展現馬克思主義文獻從域外輸入中國的過程中,如何通過翻譯實現“轉型”,乃至“再造”的過程。本文所關注的問題是早期馬克思主義譯者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引入中國,如何在域外文化與本土文化間實現跨語際融通,如何理解早期馬克思主義譯者的跨語際實踐,這種實踐的結果又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本文采取個案研究,將瞿秋白及其譯作《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作為研究對象。瞿秋白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代表人物。這兩部著作是瞿秋白翻譯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作品,前者的主要內容是對《反杜林論》部分內容的選譯和概譯,后者的主要內容是對布哈林《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以下簡稱《理論》)⑦的轉譯。⑧這兩部譯作在1924年于上海發行,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要作品。

  一、選擇性轉譯

  選擇性轉譯不是簡單的“拿來主義”,而是帶有明確目的性和主體性的選擇過程,譯者根據本國讀者和社會發展的需要,擇其精要譯為漢語,分享給中國讀者?!渡緇嵴苧Ц怕邸泛汀斷執緇嵫А芳刺逑至蘇庖還?。

  《社會哲學概論》是對《反杜林論》的節譯和概譯?!斗炊帕致邸返南執河鏌胛腦嘉?7萬字,經瞿秋白轉譯后,《社會哲學概論》約為4萬字。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對馬克思和他主張的“辯證方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作了“比較連貫的闡述”⑨。而《社會哲學概論》的主題是“社會哲學”,意在用辯證唯物主義分析社會現象中的一般規律。該書主要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緒論:哲學中之唯心唯物論”,主要論述唯心主義和唯物主義的發展史;第二部分是“唯物哲學與社會現象”,包括“總論”“哲學”和“經濟”三部分,論述了辯證唯物論的相關原理,并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分析社會發展的基礎(經濟)和歷史(家庭、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產生的歷史)。這與原著的構成有顯著差異?!斷執緇嵫А芬皇樵蚴嵌浴獨礪邸返淖?。后者的第一至四章主要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第五至八章重點闡發歷史唯物主義。瞿秋白將前四章轉譯成為《現代社會學》的主體內容。因此,《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是瞿秋白根據中國現實需要,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從原文章節中選材,經選擇翻譯而成的“新作品”,與原著不盡相同。

  從兩組書中各選一例來觀察與比較文本內容,詳見表1。

  表1說明,瞿秋白并非是逐字逐句的直譯,而是在掌握原意和精要的基礎上,對原著進行概括性的轉述和翻譯,使作為“他者”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語言文化相融合,成為中國本土語境的一種“自我”的思想理論。而這種翻譯,抑或說是“轉型”所呈現的文本,是主動選擇的結果。中國近代史上的翻譯者一般是帶著明確的目的和意圖去篩選和翻譯國外的理論著作。瞿秋白對《反杜林論》和《理論》的轉譯也具有明確的選擇性和目的性。

  選擇性轉譯開啟了將辯證唯物主義系統引入中國的歷程。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到普列漢諾夫、列寧、斯大林有一個“從歷史唯物論(唯物史觀)到辯證唯物論的重點轉移”,這一變化使得馬克思主義者“認識、解說、論證自然、社會、歷史和萬事萬物”的維度從人類本體的歷史進程轉向宇宙本體的存在角度。(14)例如,拉布里奧拉曾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歸結為唯物史觀,而普列漢諾夫則反駁說:“馬克思主義不單純是經濟學說(關于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學說),也不單純是歷史理論(歷史唯物主義)。它也不是經濟學說加歷史理論……‘歷史唯物主義’僅僅是馬克思唯物主義世界觀的一部分。誰要是肯花點功夫讀一讀恩格斯反駁杜林的論戰性著作,他就會很容易地相信這一點?!薄斗炊帕致邸返諞槐嗑褪恰安齙賴賴氐氐惱苧侍獾摹?。(15)而中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史從李大釗、陳獨秀到瞿秋白,亦有這樣的“重點轉移”(16)。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早期傳播過程中,由于受到日本馬克思主義傳播渠道的影響,在李大釗、陳獨秀等理論家的宣傳中,唯物史觀一直占有主要地位,辯證唯物主義則很少被譯介。在瞿秋白之前,辯證唯物主義在國內的傳播和介紹偶見于報紙或期刊,且是零星的、碎片式的,無法給人們以整體系統的認識。(17)瞿秋白較早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認為:“馬克思的哲學學說決不能以唯物史觀概括得了?!?18)馬克思主義“以互辯法唯物論的總觀點考察宇宙間的一切現象:天文、地理、生物界、人類社會”,“對于現實世界里的一切現象都以‘現代的’或互辯法的(dialectical)——即第亞力克諦的唯物論觀點去解釋。這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基礎,就是所謂馬克思的哲學?!?19)因此,瞿秋白根據國內理論界的需要和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選擇辯證唯物主義理論作為傳播的重點。上述兩部著作是國內最早系統地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的論著。自瞿秋白的譯著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不僅包括系統的唯物史觀,還包含系統的辯證唯物主義理論,進入了系統完整的傳播階段,這對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認識世界和分析社會問題的理論工具由唯物史觀向辯證唯物論的轉變發揮了重大的促進作用。

  此外,瞿秋白在論述哲學理論時,常將可讀性作為重要的考量因素。他認為:“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者,每苦巨著繁重,而哲學一方面的理論,他們整部的大著作尤太深奧,不合初學?!?20)因而,在翻譯上述兩書時,他圍繞中心命題,從內容明晰、通俗易懂的考慮出發,對無關宏旨和晦澀難解的內容予以刪除。如在《社會哲學概論》中,他將《反杜林論》中恩格斯列舉和分析杜林觀點的內容和材料通通略去,直接選取原著中與“社會哲學”有關的內容予以轉譯,便于讀者理解。

  選擇性轉譯表明,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者的翻譯行為并非盲目的,而是在有一定研究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社會需要進行再編創作。譯者自行選譯和概譯,重新編排結構,充分體現了傳播者善于根據本國需要,選擇精品轉譯以啟蒙國人。這表明,作為域外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間的“擺渡人”的譯者,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創造精神,他們在翻譯過程中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根據實際狀況進行通盤考慮和選擇,并有目的地作出適應環境的改變,最終實現馬克思主義的跨語際“旅行”。

  二、創造性加工

  翻譯的過程是一個跨文化、跨語際的轉換過程,是馴化外來文化中的詞語、范疇和話語的過程,是從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表述模式的過程。不同譯者往往有不同的修辭策略、話語組成、命名實踐和敘事模式。(21)瞿秋白在對《反杜林論》和《理論》的轉譯過程中,進行了帶有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創造性的加工,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對原著中的哲學理論進行創新性的翻譯和闡釋,使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在新的語境中得以發展、延續和強化。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第一編分兩節專門論述了“量和質”和“否定的否定”(22)。在《自然辯證法》中,恩格斯將辯證法的規律歸結為三:“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否定的否定的規律”(23)。列寧考察了三個規律之間的相互聯系,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是辯證法的“核心”與“實質”(24)。蘇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十分重視和強調辯證法中對立統一規律的地位和意義。瞿秋白接受了這種觀點。他在編譯《社會哲學概論》時,將《反杜林論》原本分兩節論述的質量互變規律和否定之否定規律合為一節,即“數與質——否定之否定”,而在這一節前先辟一節,重點論述對立統一規律,即“互變律”。這一節的主要內容為瞿秋白寫作。他指出:“物的矛盾及事的互變便是最根本的原理——沒有矛盾互變便沒有動;沒有動便沒有生命及一切現象?!?25)這種章節安排和內容呈現反映了瞿秋白不拘泥于原文,以自己的理解重構了對經典的闡釋,使馬克思主義在進入中國語境時獲得了新的形式。

  第二,對原著中的概念和術語的翻譯和語義形塑進行獨特探索,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有效表達形式的形成作了鋪墊。

  概念和術語是理論的呈現方式?!耙幻趴蒲岢齙拿懇恢中錄舛及餉趴蒲У氖跤锏母錈??!?26)域外文化傳入中國的過程,也是中譯者苦心孤詣地在漢語中探尋與外文概念和術語相應的對等詞或建構新詞語的過程。對于同一概念或術語,不同譯者往往會創作出不同的譯語。梁啟超曾針對翻譯感嘆道:“草創之初,正名最難。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舉棋不定也?!?27)瞿秋白對此也進行了探索?!氨韁しā幣淮適譴尤沼锏腦巍癰enshō-hō辯證法”借用而來的。(28)在瞿秋白之前,已有少數人使用“辯證法”一詞。(29)但瞿秋白認為,從詞源的角度分析看,作為“Dialectics”的譯義,漢語中的“辯證法”并非是合理的對等詞。他在《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中將之譯為“互辯法”“互辯律”“互變律”和“互辯的唯物主義”等。他認為,日語中譯為“辯證法”并不確切,“因為‘辯證’兩字和普通論理學(邏輯)無所分別,而且和互辯法原義無甚關系?;ケ綬ǖ腦?,本從希臘文‘Dialog’——‘對話’而出,意義是互相辯駁;至于互辯法一詞哲學上的意義,實在是:相反者往往相成,矛盾者有時可以互變……所以如果譯義,則不如譯為互辯法及互變律,兩詞可以同用,重要卻在那一個‘互’字上?!?30)盡管由于各種原因,在“互辯法”與“辯證法”等譯名的競爭中,后者最終勝出。但“互辯法”等提法本身體現了瞿秋白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跨文化闡釋方面的獨特思考。

  第三,運用書中理論分析和解釋社會現象,對中國社會問題進行反思和評析。

  瞿秋白引導讀者運用哲學原理分析社會現象背后的深層次本質和規律,既生動地闡發了理論,又實現了將感性經驗上升到理性層次,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例如,他在《現代社會學》中闡發“社會聯系”的涵義時就結合中國市場的交換狀況來論述。他舉例說,英國工人所織的布,也許是為中國學生織的,中國農民所種的棉花,也許是為日本資本家而種的。盡管他們自己不了解此種狀況,但大批的貨物從這一國運到那一國,從工廠運到市場,“這就是這些人之間的物質的聯系,——這種聯系便是這統一的社會生活之物質的基礎”。(31)又如,他還運用因果聯系理論分析袁世凱復辟的倒行逆施,指出:“歷史上的事實決沒有不在因果之內的”,“小小的偶然亦有影響,同時也有原因”(32)。

  第四,結合原著理論增添符合中國語境的案例、古語和俚語,使用蘊含中國歷史文化的事例取代外國文化案例,建構符合中國語境的意義世界和本土色彩。

  “翻譯作為一種雙向的話語交際過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和接受?!?33)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指出,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的科學,不可能在一切國家和一切時代都是相同的。瞿秋白在翻譯時,將恩格斯原文所列舉的國人不熟悉的火地島置換為中國貧困地區的苗族、黎族,將苗黎經濟與英美相比較,他說:“窮鄉僻壤苗黎所居的地方,決沒有數量極大的生產,亦沒有世界市場的大商業,更沒有期票公債等的投機現象。因此,假使要用一種公律包括苗黎和英美的經濟現象,那就至多只能得一極膚淺的共同原則。所以經濟學根本上是歷史的科學?!?34)在《現代社會學》中,瞿秋白也常常改寫布哈林原著中包含俄式經驗的例子。例如,他在介紹“無定論”(人的意志自由不受束縛)時寫道:“人的意志卻又是自由的。我要喝水,我就喝,我要讀杜工部的詩或是聽梅蘭芳的戲,我就去讀去聽,——都是我自己要的,自己選擇的?!?35)經過這樣的改寫,全書便出現了“袁世凱”“玉皇大帝”“城隍土地”“杜工部”“梅蘭芳”“孔老二”“《禮運》”等產生于中國大地的詞匯和事例。又如,瞿秋白使用“有錢買貨,不論你是龜鴇娼妓”這一中國的俚語來說明資產階級在商業中所要求的平等權利(36);用“無產階級拿著資產階級自己的話堵他的嘴,‘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來描述繼資產階級平等運動而起的無產階級平等運動。(37)這些事例、俚語和古語的運用,一方面,賦予原著理論以新的涵義,使其內容更帶有中國人自己的語言特色和文化內涵,更能傳達原文的真意;另一方面,使用“小百姓”日常使用的“絕對的白話文”,而非“士大夫民族”的文言文,力求使這些句子和字眼如“中國人嘴里可以說得出來的”,使新的思想和理論“能夠容納到廣大的群眾生活里去”,(38)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拉近了馬克思主義與“百姓”間的距離,使馬克思主義可能為大眾所接受。

  第五,對原著中的內容作進一步引申和發揮,使理論更為徹底,更易理解。

  中國引介西學的早期翻譯家(如嚴復等)往往根據原著的內容添加本人的理解和觀點,在原著內容的基礎上進一步引申,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瞿秋白亦是如此。例如,在論述平等問題時,《反杜林論》中指出,法國資產階級自大革命時提出公民平等,無產階級針鋒相對地提出社會的、經濟的平等要求,這種平等成了法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戰斗口號。瞿秋白在《社會哲學概論》的論述中則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提出了重要的“勞工革命”的口號。他說:“法國革命后,資產階級既然聲言公法上的平權,無產階級便跟著要求社會的經濟的平權,——勞工革命的標語,至今還是如此?!?39)又如,在論述自由與必然的關系時,在論述了恩格斯“自然界的必然公律之發見,實在是人類的自由意志之前提”的論斷后,瞿秋白特別從該書主題“社會哲學”的角度強調:“確定這種根本觀念——綜合科學的種種公律,——便是哲學的功用”(40)。

  綜上所述,在轉譯過程中,瞿秋白盡力運用凝結中國社會經驗和文化意義的詞語和事例闡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融注了自己的理解,有自己的加工和創新,對原著文本進行了再闡釋。他將這種翻譯稱為“改譯”。他曾在《新青年》上刊文指出:“‘改譯’本為戲劇家洪深所倡,原意是在接近中國讀者。周作人當年提倡的‘直譯’,實在流毒不淺,中國文法與外國文法完全不同,如果直譯那便是外國文初學的練習簿!”(41)改譯,既非直譯,也非意譯,而是改變了原文結構和內容的創造性闡釋。這表明,馬克思主義在被譯介的過程中,傳播者為“接近中國讀者”,彌合域外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潛在的對立與沖突,促進域外文化在中國的本土化,有意地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與中國社會、文化和語境相結合。

  三、技術性規避

  20世紀20年代初葉,上海出版界處于北洋軍閥嚴厲監控之下,傳播馬克思主義常被當作“過激主義”,當政者在上海租界嚴防“過激主義”的蔓延。為規避審查使著作順利出版,瞿秋白在《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中采取對“敏感”內容和詞匯或改寫,或隱去出處,或減少出現頻率等巧妙手法,淡化政治色彩,增強學術意味,而順利出版著作。這可以被理解為進行技術性文字處理以規避政治審查。

  《社會哲學概論》的緒論“哲學中之唯心唯物論”是瞿秋白獨撰,通篇十個部分,講述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自古代到近代的發展歷史,其中提到了諸多哲學大家,如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康德、黑格爾、普列漢諾夫等等,但沒有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而緒論的落腳點確是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文中說:“因為精神現象發生于物質現象,而物質是可以實際去按察的?!餼褪俏ㄎ鎦饕??!薄叭羰且暈ㄐ穆畚竟勰?,我們的研究便無從校正?!薄把芯可緇嵯窒蟮氖焙?,尤其應當細細的考察這唯物主義的,互辯律的(Dialectique)哲學,——他是一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42)而緒論之后,盡管是對《反杜林論》部分內容的選譯,但全書也沒有出現恩格斯、馬克思、杜林等人名。也就是說,雖然著作傳播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卻被略去了。

  《現代社會學》亦采用各種方法淡化政治色彩。瞿秋白完全改寫了原著的“導論”部分,給人以此書是一般學術性著作之印象。詳見表2。

  如表2,在《理論》開篇的“導論”中,布哈林強調了唯物史觀的階級性和科學性,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顯然,如果原樣翻譯“導論”的內容,勢必不能出版。瞿秋白重新寫作了原書的“導論”作為《現代社會學》的第一章。從第一章目錄很難看出《現代社會學》是專門闡介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在第二至五章中,瞿秋白對大部分“敏感”內容和詞匯或改寫,或隱去出處,或減少出現頻率。從目錄來看,除第一章外,《現代社會學》在其他四章的章節標題上也作了淡化政治色彩的改動。比如,《理論》第三章第十九節的標題是“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凸畚侍狻?,瞿秋白在對應的第四章第一節中將之直接譯為“物觀的問題”。從內容上看,首先,書中很多地方改寫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等詞語和內容?!獨礪邸返諞徽輪性誚駁焦媛尚暈侍饈彼?,“而人類社會呢?難道人類不是也抱有一個宏偉的目的——共產主義嗎?難道整個歷史發展不是導向這一宏偉目的嗎”?(43)瞿秋白將這一句改譯成:“人類社會呢?難道不是亦有自由、平等、博愛,‘最優美的共同生活’之目的?歷史的發展豈不是向著這一目的?”(44)“共產主義”在這里被“自由、平等、博愛,‘最優美的共同生活’”所取代。其次,瞿秋白還對《理論》中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出處作了刪除。例如,《理論》在闡述如何正確理解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和形態時,引用了馬克思《資本論》中的一段話,《現代社會學》翻譯了這段引文,即“每一歷史時代,各有自己的公律……可是等到實際生活經過了這一期的發展,出了這一階段,社會就另外遵循了別種公律而構造起來了”。(45)但瞿秋白刪去了《理論》中對這段話的注釋,即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第XIV頁(46)。文中也有一些地方出現“馬克思”等詞,但多是在第三者的引用或批判話語中出現。例如,在《現代社會學》第三章第七節中,作者提到了馬克思,但馬克思卻是以被批判者的面貌出場的,即“俄國蒲勒嘉夸夫(Bulgakoff)說:‘馬克思以為可以現在及過去測度將來;其實實際上每一時期都有新的事實,都有歷史發展的新力量發現,——歷史的創造絕不重復得討人厭的?!砸磺卸雜誚吹腦ぱ遠際譴淼??!?《資本主義與農業》)”。(47)

  “技術性規避”亦是一種創造性實踐。在宣傳出版受到嚴厲控制的情況下,引介外來文化時,面臨的便不只是不同文化和語際間的障礙,權力壓制和話語霸權則更難以逾越。譯者需要根據現實狀況,利用各種潛在的創造性方法改變形式,以達到引入外來文化,反抗政治壓力,爭奪文化領導權的目的。瞿秋白通過上述方法,最終順利出版作品,這是一種適應政治環境、應對權力壓制的有效策略。

  四、專業性注釋

  馬克思主義產生于西歐,于俄國得到成功實踐,兩地的社會歷史背景都與中國截然不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充滿太多的生僻詞匯、外國人名和專業學術名詞,會給跨文化、跨語境的中國讀者造成理解困難。而且,由于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過程中,重要人物、學派、重要術語等的翻譯并沒有統一的規范,往往對同一人物或術語的譯名,在不同譯作中不同,甚至在同一譯本中也有不同。如在1903年出版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要譯作《社會問題》一書中,僅對于費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就有三個不同的譯名:“辣色來”“富亞得南拉塞”“拉沙爾”(48)。因而,如果譯者在翻譯中沒有合適的說明和注釋,對于初學者來說,不僅十分困難,而且還會降低學習的興趣和信心。瞿秋白在《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中對原著中的重要術語和重要內容添加原文所沒有的專業性注釋和說明,這種做法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初學者提供了便利。

  《社會哲學概論》的緒論為瞿秋白本人所創作。他引用了很多哲學家的觀點,都注明來源,包括作者名、著作名,以及作者和著作的外文名,對人們不熟悉的哲學術語也注明與其相對應的外文名稱。例如,對于外國人名,一般都注出外文名,有的還注出了生卒年及其身份,如“龔獨爾斯(Condorse,1743-1794,法國革命時之政治家)”(49);對于著作,也標注了外文名,如“《人即植物》(L' Hommeplaute)”(50);對于引用他人觀點,一般也注明出處,如在引述康德的觀點后注明“(他的《純粹理性之批判》第二版自序)”(51),或者注明觀點出自何人,如“笛卡兒(Descart)說:‘我思想,因此,我存在?!?52);對于哲學派別和哲學術語,作者也加注外文,如“折衷派(e' cclectigus)”(53)。對于引用的哲學觀點也寫明了外文和漢譯文,如提到霍布斯的觀點時寫明:“‘to destroy matter was to feel the soul’(消滅物質便是感覺到精神)”(54)。在正文“唯物哲學和社會現象”中,瞿秋白在轉譯時對于不常見的人名也注明外文名和生卒年,如“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55);對于專業術語,亦添加了外文名,如“古生物學(Palaeontologie)”(56)等。提到進化論,指出“是英國學者達爾文的成績”(57)。而且,為便于讀者理解,在一些重要術語后,瞿秋白作了較為簡要的解釋。如在提到“意識”時,在其后添加了“人的心靈或社會的思想及心理”的注釋;在提到“形而上學”時,在其后添加了“玄學”這一注釋。(58)

  《現代社會學》也是如此。其第一章由瞿秋白本人撰寫,他引用了很多社會學家的觀點,都注明了來源,包括作者名、著作名稱,以及作者外文名和著作外文名等。對人們不熟悉的社會學專業術語,作者也悉數注出了英文或法文翻譯。例如,引用原文或轉述別人觀點,作者一般有詳細的注釋,如“見齊美爾之《社會學》——Simmel,Soziologie.1908.”(59);對于無法說明具體出處的引述,作者也一律注明出自何人,如“再則如哈蘭德(Haret)及罷爾謝洛(Antonio Portuendoy Barcelo),他們更以社會現象比機械”(60)。在瞿秋白轉譯的第二至五章中,凡布哈林引用他人的論述或人名,在翻譯和轉述時也悉數譯出。布哈林原文通常直接引用別人的觀點,沒有對作者的外文名予以注釋。為了便于中國人理解和查詢,瞿秋白在人名后添加了外文名、生卒年等,如“柯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61)。對于他本人添加的引用別人的觀點或論述,也悉數注出出處。如“張君勱——《論人生觀與科學》,1923年”。(62)對于哲學術語也添加了外文相應詞匯,如“內在的目的論(Té léologio immenent)”(63)等。

  專業性注釋是“創造性闡釋”的一種表現形式。添加專業性注釋,有利于將概念界定得更為明晰,將書中理論闡發得更為透徹,避免被誤讀;也有利于讀者查詢和理解當時未統一規范的多元化的譯語。瞿秋白所添加的專業性注釋是考慮到民國知識人引介外來文化的翻譯狀況和讀者的文化程度而有所變化的創造性闡釋,是促進外來文化向本土文化轉型的有力舉措。

  五、結論

  通過研究瞿秋白的兩部譯作文本發現,其在翻譯馬克思主義文本進入中國的過程中,通過選擇性轉譯、創造性加工、技術性規避、專業性注釋等四種方式對原文本進行了再造,使原文本的生命在新的語境中得以保存、延續和發展。我們可以將這種跨語際的翻譯實踐歸納為“創造性闡釋”。早期傳播者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引進是一種闡釋,而非簡單翻譯和復制。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政治環境、作者的政治欲望以及其對于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理解共同影響了其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翻譯,而譯介后的作品一旦引入中國,又被隨后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理解,從而繼續新一輪的闡釋與解讀。

  創造性闡釋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的重要途徑。這一跨語際實踐過程受中國國情與政治環境(出版審查)所決定,并包含作者對于馬克思主義于中國產生何種啟蒙作用的理解。其之所以流行,有以下原因:一是因為它是回應理論需要,解決現實問題的。瞿秋白為回應國內革命斗爭和分析社會問題亟須理論指導,以及理論界對辯證唯物主義譯介之缺乏,而選擇有關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的內容予以轉譯,是對癥下藥,切中了中國社會的需要。二是因為它是本土化的,是與中國社會經驗和歷史文化相結合的。毛澤東曾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64)作品應該帶有“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65)。瞿秋白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采用創造性的“改譯”,“竭力使新的字眼,新的句法,都得到真實的生命”,使“這些新的表現法能夠容納到活的言語里去”,(66)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社會文化結合起來,利用中國事例闡發理論,利用哲學原理分析中國的社會問題,避免直接套用生僻辭藻和食洋不化的現象,實現了外來理論與本土文化在內容和形式上的有機結合,極具感染力。三是因為它是具有技術性的。在出版受到政治壓制的情況下,采用刪減和改寫敏感內容以規避審查,順利實現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目的。四是因為它是專業性的,對重要詞匯和概念添加了必要注釋,增強了權威性,便于讀者理解和閱讀。上述辦法有效消除了外來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本土讀者之間的隔閡,拉近了二者的距離,增強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吸引力,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廣泛傳播的重要原因。

  創造性闡釋并非瞿秋白所獨有,而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過程中普遍存在的現象。例如,就選擇性轉譯來說,早期傳播者大都根據社會需要和個人的獨到理解來選擇域外理論轉譯,以啟迪民智。在1903年出版的杜士珍翻譯的《近世社會主義評論》中便采取了這種方法,杜士珍在為該書所寫的“感言”中說:“近世東西學士之言社會主義者多矣,而日儒久松義典所著之《近世社會主義評論》,亦其一也。其采書頗富,其書本論體,頗能搜羅宏富。余因潤其辭,刪其繁,先譯述之,而斷之以己見。斯亦今日講求政學者之高等科學也已?!?67)

  創造性加工則在早期傳播中更為常見。譯者往往在翻譯中加入本人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分析。例如,在《近世社會主義評論》中,譯者聯系文中所論述的歐洲不平等的狀況,專門寫作了“譯者日”,直陳中國不平等狀況,并將根源歸咎于中國的專制制度。譯者寫道:歐洲“百年以來,進化速率,如電相擊,不可思議。雖今日歐美社會黨,猶痛言經濟資產之不平等者……我中國之人,雖經種種變遷,久久刺擊,未有進步,豈吾種類固將去禽獸原人之狀態無幾乎?此吾所以痛恨于專制亡民之深也?!?68)又如,在1915年出版的彭耕翻譯的《經濟學大意》中,譯者也聯系原著中關于金本位的理論闡述,表達了對中國幣制改革的關切和意見。他在文中加“注”寫道:“我國現今因于改革幣制問題,及采用本位問題……且遠觀列強之趨勢,近察現今之國情,征諸學理,準諸事實,欲求利多害少,非采用金本位不可。惜乎牽于財政,未能實行?!?69)上述做法,既進一步闡發了原著中的理論,又巧妙地啟迪讀者關照中國社會的問題,引導讀者在閱讀中思考,在思考中閱讀,增強學習的目的性,促進學以致用。

  技術性規避也是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中的常見現象。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成立,為了防止敵人破壞,故意把社址寫成“廣州昌興新街26號”,出版物封面上的“人民出版社”前面冠以“廣州”兩字?!豆膊場吩驢姆餉嬖謾犢得糝饕濉吩驢姆餉嬗枰暈弊?。(70)瞿秋白1924年出版的另一部作品《社會科學概論》曾有很大影響,1929年黨的地下出版機構再次出版該書時,封面印的是“社會科學研究初步,布朗德耳著,楊霞青譯”,并在序言中稱“布朗德耳”為德國人,以亂敵人耳目。序言中寫道:“德國布朗德耳的這本短短的著作,雖然不是什么包羅萬象的大作,但他卻能夠給現代青年一個研究社會科學的門徑。因為它會把社會科學的各方面都給以簡明的注釋和解答?!?71)

  專業性注釋不僅體現在以上兩部作品中,在瞿秋白的其他著作中亦有體現。他在1926年寫作的《唯物論的宇宙觀概說》一文中,對重要人物和重要術語也標注了外文名,如“德國詩人海涅(H.Heine)”(72)、“二元論(Clualism)”(73)、“精神論派(Spiritualist)”(74)等,這樣便于讀者學習。

  瞿秋白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及其創造性闡釋的方法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從內容上來說,經瞿秋白開啟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傳播由唯物史觀向辯證唯物主義的系統轉向,為中國革命者認識世界、分析中國社會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工具。瞿秋白所開啟的這一轉向,使辯證唯物主義在中國獲得新的生命和形式,經艾思奇《大眾哲學》的發展,到毛澤東的《實踐論》和《矛盾論》,形成了辯證唯物主義理論發展史上的又一波高潮。從方法上來說,瞿秋白的創造性闡釋說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國情和本土文化相結合,這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為中國人所接受,并在中國落地生根并永續發展的關鍵所在。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歷史經驗。毛澤東后來在闡介馬克思主義時非常注意其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例如,毛澤東所理解的辯證法便是“中西兩種不同文化和思維方式碰撞的產物?!痹諉蠖?,蘇聯教科書盡管區分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但并未提出相互轉化的思想。而毛澤東結合中國傳統的“象思維”的辯證法,提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次要矛盾方面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反對將否定之否定看作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并主張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共性和個性的關系問題是唯物辯證法的精髓。(75)

  這種跨語際的實踐表明,馬克思主義從域外輸入中國的過程從一開始就融入了作為“擺渡人”的譯者的自我想象,是一個被選擇、被塑造的過程?!耙胝叩娜撾窬褪竊謐約旱撓镅災邪汛坑镅源恿硪恢鐘镅緣哪е渲惺頭懦隼?,是通過自己的再創造把囚禁在作品中的語言解放出來?!?76)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先驅進行的知識創造活動是一種歷史言說,其表征著異質文化形式的真理因與本土文化實現成功“聯姻”而真正成為中國文化不可拋棄的組成部分,被廣泛傳播而成為引導知識分子奔向革命理論的火種。這里也關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問題——一個歷來為學界所爭論的問題:有中國共產黨成立說(77)、中共“二大”說(78)、土地革命戰爭前期說(79)等等。觀點眾多,不一而足。而通過本文分析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起點是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文獻的譯介。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者譯介馬克思主義文獻的過程,就已經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譯者通過選擇、加工、規避、注釋等方式,使外語形式的馬克思主義成功跨越歷史、文化和語言的障礙,成為包含本土社會經驗和文化意蘊的符合中國語境的馬克思主義,成功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從一種語言模式到另一種語言模式的嫁接和轉型。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論著被譯為中文的過程,是譯者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社會、歷史和文化相結合的過程,這便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端。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過程與中國化過程是合一的,不存在不包含中國化和本土化的純粹的早期傳播階段。正是因為譯者能動作用所造就的“中國化”使傳播過程生機勃勃、豐富多彩。中國化和本土化有力地促進了早期傳播在廣度和深度上的展開和延伸,而早期傳播則逐步促進了更高程度的中國化理論的形成。二者相互促進,鍛造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強大的生命力。因而,對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研究必須重視馬克思主義早期傳播者的翻譯,包括目的、方式、修辭策略、話語形式、命名實踐以及接受過程等,必須回歸文本,還原歷史,回到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最初時刻,這樣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注釋:

 ?、佟睹蠖募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2、418頁。

 ?、謨醒д嘰雍旯鄄忝媛凼雋寺砜慫賈饕逶縉詿ス嘆哂醒≡裥緣奶氐?。參見王剛:《論中國早期知識精英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性傳播》,《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8期;王剛:《論資產階級革命派對馬克思主義的選擇性傳播》,《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4期;王躍、孫長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研究的五個理論問題》,《江蘇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也有學者從宏觀層面指出翻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論述仍嫌粗疏。參見李百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早期翻譯及傳播》,《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

 ?、哿鹺討?,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35頁。

 ?、芰鹺討?,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第1-56頁。

 ?、萘鹺討?,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第34頁。

 ?、藿鴯厶?、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1-5頁。

 ?、摺獨肺ㄎ鎦饕謇礪邸煩墑橛?921年底,是蘇聯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布哈林的著作,曾在蘇聯產生很大影響。

 ?、嘈枰賦齙氖?,《社會哲學概論》和《現代社會學》被不少研究者誤為瞿秋白的原創性著作。如唐寶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100年》,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40-141頁;郭建寧:《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7-62頁;宋志明:《中國現代哲學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26-231頁。

 ?、帷堵砜慫級鞲袼寡〖返?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3頁。

 ?、狻堵砜慫級鞲袼寡〖返?卷,第537頁。

  (1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54頁。

  (12)[蘇]尼·布哈林著,李光謨等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頁。

  (1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43頁。

  (14)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第158頁。

  (15)[俄]普列漢諾夫著,中國人民大學編譯室譯:《卡爾·馬克思逝世二十五周年》,《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3卷,北京三聯書店,1962年,第215-216頁。

  (16)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第158頁。

  (17)在瞿秋白之前,介紹辯證唯物主義相關內容的文章僅有:(1)《馬氏唯物史觀概要》,《晨報》“馬克思研究”專欄,1919年7月18日至24日。(2)(日]桑木嚴翼著,心瞑譯:《唯物論與唯物史觀》,《東方雜志》第17卷第5、6號,1920年3月10日、25日。(3)漢?。骸段ㄎ鍤飯鄄皇鞘裁??》,上?!睹窆氈ā貳熬蹺頡備笨捌纜邸崩?,1922年1月23日、31日。(4)[日]櫛田民藏著,存統譯:《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底位置》,《東方雜志》第19卷第11號,1922年6月10日。(5)V.Adoralslay著,石夫節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幾個規律》,《少年》(法國巴黎),1923年第7號。

  (18)瞿秋白認為,馬克思主義包含四種“成份”:“互辯法唯物論”“唯物史觀”“無產階級經濟學”“共產主義”?!餓那鋨孜募ふ衛礪郾唷返?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21頁。

  (1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第18頁。

  (2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8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05頁。

  (21)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第36-37頁。

  (2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496、507頁。

  (2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901頁。

  (24)《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2、556頁。

  (2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48頁。

  (2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頁。

  (27)梁啟超:《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例言》,《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冊》,中華書局,1936年,第2頁。

  (28)[德]李博著,趙倩、王草、葛平竹譯:《漢語中的馬克思主義術語的起源與作用——從詞匯—概念角度看日本和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293頁。

  (29)如在《馬氏唯物史觀概要》一文中使用了“辨證論”一詞(《馬氏唯物史觀概要》,《晨報》“馬克思研究”專欄,1919年7月18日至24日)。而在以下文章中則使用了“辯證法”“辨證法”“辯證法之唯物論”等詞:(1)[日]桑木嚴翼著,心瞑譯:《唯物論與唯物史觀》,《東方雜志》第17卷第5、6號,1920年3月10日、25日;(2)漢?。骸段ㄎ鍤飯鄄皇鞘裁??》,上?!睹窆氈ā貳熬蹺頡備笨捌纜邸崩?,1922年1月23日、31日;(3)[日]櫛田民藏著,存統譯:《唯物史觀在馬克思學上底位置》,《東方雜志》第19卷第11號,1922年6月10日;(4)唐敬杲:《新文化辭書》,商務印書館,1923年,第398頁;(5)V.Adoralslay著,石夫節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底幾個規律》,《少年》(法國巴黎)1923年第7號;(6)李大釗演講,黃維榮、溫崇信記錄:《史學哲學——在復旦大學的演講》,《復旦》1923年第17期。

  (3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8卷,第464頁。

  (3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62頁。

  (3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26-427頁。

  (33)張立波:《漢譯“馬克思”:歷史、技術和政治》,《馬克思主義研究》2010年第3期。

  (3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50頁。

  (3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16頁。

  (3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44頁。

  (3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45頁。

  (38)《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第516-518頁。

  (3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45頁。

  (4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47頁。

  (4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3卷,第45頁。

  (4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28頁。

  (43)[蘇]尼·布哈林著,李光謨等譯:《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第12頁。

  (4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04頁。

  (4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45頁

  (46)《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第70頁。

  (4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31頁。

  (48)[日]大原祥一著,高種譯:《社會問題》,閩學會,1903年,第68、132、133頁。

  (4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18-319頁。

  (5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24頁。

  (5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18頁。

  (5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22頁。

  (5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07頁。

  (5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17頁。

  (55)《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34頁。

  (56)《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36頁。

  (5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36頁。

  (58)《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40、347頁。

  (5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88頁。

  (6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392頁。

  (6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06頁。

  (6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04頁。

  (6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第407頁。

  (64)《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6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44頁。

  (66)《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第519頁。

  (67)杜世珍:《感言》,載[日]久松義典著,杜士珍譯:《近世社會主義評論》,《新世界學報》1903年第2期。

  (68)《近世社會主義評論》,《新世界學報》1903年第4期。

  (69)[日]津村秀松著,彭耕譯:《經濟學大意》,群益書社,1915年。第76頁。

  (70)高信成:《中國圖書發行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07頁。

  (71)[德]布朗德耳著,楊霞青譯:《社會科學研究初步》,上海社會科學研究社,1929年,第2頁。

  (7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第10頁。

  (7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第2頁。

  (7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第3頁。

  (75)王南湜:《重估毛澤東辯證法中的中國傳統元素——從中西思維方式比較視角考察》,《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

  (76)[德]沃爾特·本雅明著,張旭東譯:《譯者的任務》,載陳德鴻、張南峰:《西方翻譯理論精選》,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08頁。

  (77)龔育之:《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當代化問題答記者問》上,《學習時報》2005年4月4日;石仲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和基本經驗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0年第4期。

  (78)張靜如、齊衛平:《論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引進階段》,《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9)徐光壽:《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的起點——兼論判斷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肇始的標準》,《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1期。

作者簡介

姓名:路寬 工作單位: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韓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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