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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時代哲學”
2019年09月11日 10:16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李振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Philosophy of Era as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作者簡介:李振,同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納緇岱⒄寡芯吭何幕?。上海 200092

  原發信息:《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0186期

  內容提要:究竟該如何走出“舊歷史”的窠臼,創造出屬于“人類解放”和致力于“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新時代、新歷史,一直是馬克思哲學反思的核心主題。然而,“如何走出”的關節點,必然首先在于對身處的“現時代”的深刻把握和徹底批判。馬克思正是抓住了“政治經濟學批判”這一樞紐,挖掘“經濟決定意義”的“時代根據”,才可能穿透“資本神性”“資本形而上學”的“文明面紗”,把握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及其未來趨勢的內在邏輯。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批判”所指向的對象,是馬克思所立足的“資本主義現時代”;而“剩余價值”的偉大發現的實質,則是揭示資本主義時代運行的內在秘密,論證“資本剝削”的歷史必然性、暫存性和最終的非法性?!罷尉醚小鋇鬧占浣諾?,則是要“走出資本主義時代”,走向“非資本化”的屬于“人類歷史”的“新時代”。在此,“政治經濟學批判”本身是馬克思“新唯物主義”的內在環節,直接與歷史唯物主義融為一體?;蛘咚?,二者實質上是“同一件事”(即無產階級解放和人類解放)。在“這件事情”中,“政治經濟學批判”則起著言說時代、指認時代、走出舊時代并標示和建構“新時代”的價值導視與知識轉換的樞紐作用。

  關鍵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時代觀/新時代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研究”(項目編號:17BKS153),教育部示范馬克思主義學院一般項目“如何理解剝削”(項目編號:16JDSZK074)。

 

  在馬克思的視野中,有關“時代”的判知始終不是一個靜止、完成性的“名詞”,而是一個持久運轉、永不止歇的“動詞”,一個被“理論和實踐”雙重追問、連接“歷史和未來”的、永不封閉的運動區域。1842年,年僅24歲的馬克思就針對如何判定“時代”有著自己的獨特邏輯和方法。他認為:“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判斷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扛鍪貝拿盞資僑菀漬業降?,這些謎語都是該時代的迫切問題。如果說在答案中,個人的意圖和見識起著很大的作用,因而需要用老練的眼光才能分辨出,什么屬于個人,什么屬于時代,那么相反,問題卻是公開的、無所顧忌的、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它表現時代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雹偌熱徽庋?,在所有的問題類型、問題域中,究竟“什么屬于個人,什么屬于時代”呢?只要“問題的合理性”成立,進而成為“現實問題”,就可以獲得具有“特殊性”的答案;但是,只有破除或者轉換“問題的特殊性”,使該問題成為“公開的、無所顧忌的、支配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特殊的問題”才可能上升到“時代問題”,才可能具有“時代的普遍性”。既然“每個時代的謎底是很容易找到的”,那么發現和判定“問題”的差異,則是決定“時代屬性”的最本質的方法論。②1843年,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往何處去”的問題在當時依然十分模糊。該問題“不僅在各種改革家中普遍出現混亂”,“而且他們每一個人都不得不承認自己對未來應該怎樣沒有確切的看法”。③可以說,明確的“時代問題”是馬克思哲學最顯著的特征。1847年,在經歷了“經濟學哲學批判”“神圣家族批判”“貧困哲學批判”之后,馬克思越發意識到“時代問題”的復雜性,并力圖改變發現問題和提供答案的一切“形而上學性”和“純感性”,“自從發現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對于世俗家庭本身就應當從理論上進行批判,并在實踐中加以變革”。④馬克思哲學轉向的中介,與其說是黑格爾哲學的顛倒,還不如直接落實于、體現在“政治經濟學批判”。而且正是通過徹底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哲學超越了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實現了自身哲學的偉大變革;與此同時,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又是“批判性和建構性”的,這使他超越了以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世界”。在發現問題、批判時代到變革時代的邏輯演化圖式中,政治經濟學批判則在其中起著“邏輯轉換”的樞紐作用,這是馬克思“分析時代”最獨特的認識論、方法論、實踐論內容。

  一、發現“時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武器”

  眾所周知,黑格爾特別強調對“時代精神現象”的概括和提煉。他認為:“就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是他那時代的產兒。哲學也是這樣,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時代。妄想一種哲學可以超出它那個時代,這與妄想個人可以跳出他的時代,跳出羅陀斯島,是同樣愚蠢的”⑤;“哲學與它的時代是不可分的。所以哲學并不站在它的時代以外,它就是對它的時代的實質的知識”⑥。這些思想盡管深刻,但不徹底。⑦在馬克思看來,“哲學家并不像蘑菇那樣是從地里冒出來的,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的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哲學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腦雖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體之外一樣”,因為“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⑧按照馬克思的邏輯,發現和確證自身處于一個怎樣的時代,并非任何一個思辨哲學(形而上學或邏輯學)或犬儒哲學、功利哲學所能回應和回答的問題,而是一個必須訴諸利益根源、直面利益戰場的生活批判或實踐哲學問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是一個被“資產階級英雄”代表的“世界精神”所統攝的時代,到處安家落戶的“資產階級”和“世界市場”特別需要“世界精神”為其提供精神力量和邏輯指引。這恰恰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普遍哲學”(精神現象學和邏輯學)盛行天下的時代根據。但是,作為黑格爾思想繼承者的馬克思卻發現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時代景致。⑨

  任何人只要深諳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一般都會承認或推崇“顛倒”在馬克思哲學轉折中的重要作用。問題的關鍵在于這種“顛倒機制”是如何發生和徹底展開的。一般認為,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主義者、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現代唯物主義者或者實踐唯物主義者的中介是費爾巴哈。盡管費爾巴哈給予馬克思的警醒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我們絕對不能忽視馬克思自己的生活經歷、生活經驗在其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費爾巴哈重點批判的是黑格爾的宗教觀,關注的是黑格爾思辨哲學的“一般性”,而不是馬克思意義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更非政治經濟學批判。

  從馬克思哲學自身的邏輯運動看,馬克思“走出學?!?、走向“改造社會”伊始,即在1842年就明確意識到“顛倒”的現實方法論意義(而不是學生時代的青年黑格爾學派的形而上學方法論)。他在實際調查中發現,住在摩塞爾河畔的居民雖然擁有極其茂盛的林區,但他們并不能從分配木材中受益。而政府的法令卻是只?;ち幟菊加姓叩睦?,只是對窮人們的處罰。這個地區“葡萄酒釀造者的悲慘狀況長期受上級機關的懷疑,他們求助的呼聲被看作無理取鬧”。⑩“我的生存遭到了懷疑,我的最隱秘的本質,即我的個性被看成是一種壞的個性,而且由于這種意見我要受到懲罰。法律之所以懲罰我,并不是因為我做了壞事,而是因為我沒有做壞事”?!霸謐肪殼閬虻姆芍?,立法的形式是同內容相矛盾的,頒布這一法律的政府瘋狂地反對它本身所體現的東西,即反對那種反國家的思想,同樣,在每一種特殊的場合下,政府對自己的法律來說就好像是一個顛倒過來的世界,因為它用雙重的尺度來衡量事物。對一方是合法的東西,對另一方卻是違法的東西。政府所頒布的法律本身就是被這些法律奉為準則的那種東西的直接對立面”。(11)正是在這一“顛倒邏輯”下,我們認為,問題的關鍵并非一般性的形而上學意義的斷裂、分割和顛倒,而是馬克思通過“生活邏輯”轉移到“顛倒的徹底性”方面。這里的轉折是否可以完全歸結為費爾巴哈的影響呢?我們認為,費爾巴哈的感性唯物主義只是給馬克思提供了一個思想契機或一般邏輯而已,而馬克思本身以“博士記者”“博士編輯”的身份參與時代、感受時代則更為重要和關鍵。在有關顛倒、現實、生活、實踐、革命等等“轉向”話題中,政治經濟學批判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2)

  我們知道,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談到使他“苦惱”的“疑問”之前,先講了他在《萊茵報》做編輯時遇到了要他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1842-1843年間,我作為《萊茵報》的編輯,第一次遇到要對所謂物質利益發表意見的難事。萊茵省議會關于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的辯論,當時的萊茵省總督馮·沙培爾先生就摩塞爾農民狀況同《萊茵報》展開的官方論戰,最后,關于自由貿易和?;す廝暗謀緶?,是促使我去研究經濟問題的最初動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進’愿望大大超過實際知識的當時,在《萊茵報》上可以聽到法國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帶著微弱哲學色彩的回聲。我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的言論,但是同時在和《奧格斯堡總匯報》的一次爭論中坦率承認,我以往的研究還不容許對法蘭西思潮的內容本身妄加評判。我倒非常樂意利用《萊茵報》發行人以為把報紙的態度放溫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經落在該報頭上的死刑判決撤銷的幻想,以便從社會舞臺退回書房?!?13)顯然,這里的“難事”是產生馬克思“苦惱的疑問”的內在根由。這些“所謂難事”在主流哲學、法學、政治學、經濟學領域本來不是什么問題,因為只要把“物質利益”轉化為“抽象范疇”,轉換為“一般概念”,而不是糾纏于“誰之利益、誰之合理性”的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馬克思談及“自由貿易和?;す廝啊鋇奶致?,這是一個涉及“國家利益”的“國際大事”,其意義已經超越僅限于“國內利益”之爭的“林木盜竊和地產析分”之外。因此,馬克思這里所例舉的“兩類難題”,已經超出了當時時代所給予、預設的思想范圍(德國古典哲學、英國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流行的歷史學派等),屬于前所未聞的“大難題”。

  面對自己找尋的“難題”,馬克思究竟該如何面對和解決呢?馬克思首先不是“投入戰斗”,而是對當時流行的“善良愿望”“前進愿望”進行批判,特別提到自己“曾表示反對這種膚淺”的“微弱哲學色彩”。這里的“曾經”表明馬克思自身對于“時代精神”的自覺反省,因為僅僅憑借“以往的研究”根本無法真正把捉到問題的實質,或者說“妄加評論”恰恰是一切“時代哲學”盡管根植于時代卻又囿于時代的主要特征。為了探究“難事”,馬克思的策略是“退回書房”,追求“問題本身”的徹底性。

  如果概述從1841年馬克思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到《萊茵報》任編輯、轉向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可以發現馬克思“參與時代”的哲學特征是“少發些不著邊際的空論,少唱些高調,少來些自我欣賞,多說些明確的意見,多注意一些具體的事實,多提供一些實際的知識”?!霸諗既恍蔥吹木縉樂嗟畝骼鍶恍┕膊饕搴蛻緇嶂饕宓男盤?,即新的世界觀,是不適當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如果真要討論共產主義,那就要用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更切實地加以討論?!閉庵幀扒惺敵浴碧逑衷凇案嗟卦諗姓巫純齙敝小?。(14)用馬克思的話說:“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15)許多人都熟悉馬克思“市民社會”的相關判斷,認為這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真正起源,但是往往遺忘了解剖“市民社會”的真正根源恰恰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蛘咚?,如果我們忽視政治經濟學批判,或者將馬克思的“兩大發現”孤立開來,其結果依然是一個“空想”或“猜想”的唯物史觀。正是由于政治經濟學批判,才可能最終使得唯物史觀成為科學,使唯物史觀建立在真正科學的現實的大地(即現實資本主義批判)上。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非常詳盡地論述了“生產勞動是人的最基本的活動”,通過考察現實個人的活動和物質生活條件,探究歷史運動的四個因素,即物質生產、滿足新的需要的再生產、人自身的生產和人們在“生活中的生產”的生產過程中的關系生產。這里,顯然包含著非常豐富而鮮明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內容。

  一個非?;⌒緣睦?,即馬克思對古典經濟學中的“生產力概念”的改造,正是通過對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批判獲得的。李斯特強調政治經濟學應該重視生產力的研究,而不是一般經濟學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式,否則就是一種狹隘的理論。當然,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是一個泛化的說辭,其將宗教、政權、道德和習俗等皆納入其中,脫離“生產關系”的生產力盡管思想豐富、復雜,但依然屬于“舊時代”的思想范圍。而且,正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實質及基本原理做了精辟的概括和周密的說明,顯示出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唯物史觀之間的同構關系。

  盡管1848-1849年《新萊茵報》和歐洲系列事件中斷了馬克思的經濟學研究,直到馬克思1850年到倫敦獲取大量政治經濟學史資料后才又重新開始。從1850年到1858年,馬克思又寫了數十本筆記,這些《摘錄筆記》是其創作《資本論》的重要依據。(16)1857年12月8日,馬克思寫信給恩格斯說:研究政治經濟學原理“這項工作非常必要,它可以使公眾認清事物的實質”,“我現在發狂似地通宵總結我的經濟學研究,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問題搞清楚”。(17)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重要性在于能夠揭示“基本問題”,真正把握資本主義的“時代癥候”。1895年4月15日,恩格斯在寫給理查·費舍的信中回憶說:“我曾不止一次地聽到馬克思說,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塞爾河地區農民處境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研究經濟關系,并從而走向社會主義?!?18)可見,正是通過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研究,馬克思認清了所有思想關系、政治關系背后的經濟根據,弄清了勞動人民陷入貧困的真正根源,找到了一條使勞動人民解放的現實道路。也正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這個獨特方法和武器,馬克思發現了整個“資本主義時代”運行的規律,以此找尋獨特的撬動時代翻轉的“理論武器”。

  因此,我們認為,馬克思最終脫離理性主義的抽象價值觀和絕對普遍主義、革命民主主義,走出黑格爾所設定的“世界精神”的時代形而上學,并非單純費爾巴哈的“感性唯物主義”影響的結果。馬克思發現“時代密碼”的真正鑰匙,恰恰就是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逐步科學和完備起來。這里,我們必須重提馬克思對當時法國激進思想家普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的徹底批判所具有的中介意義。普魯東的思想看似激進,但骨子里依然是不徹底的。因為其從探討財富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關系出發,得出了既要消滅資本主義的弊端,又要保留“私有制與雇傭勞動”的結論。這里的“普魯東”其實是一個符號和象征,是馬克思對歐洲流行的、具有“政治革命”意義的“舊時代經濟學”的現實批判。因為馬克思“對經濟學范疇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說是對資產階級經濟學體系的批判敘述”。(19)“普魯東現實的材料是經濟學家的教條”,“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20)其實,即使最優秀的經濟學家,甚至李嘉圖本人,一旦“走進”(而不是“走出”)資產階級所決定的時代邏輯和思維怪圈,“便陷于純粹幼稚的妄談”。(21)通過資本和勞動以及商品市場邏輯的等價交換原則,以“另一種物質形式”再現同樣的價值,“一切都是‘美妙的’,但同時都會得到一種可怕的結果,而這正是等價規律的緣故”。(22)“等價”意識形態及其文化的流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其與啟蒙主義運動以來的自由、平等、民主、博愛相契合,是資本主義“文明化”的典型形式和具體內容。(23)

作者簡介

姓名:李振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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