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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在傳統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 ——由韋政通與牟宗三和殷海光的關系說起
2019年05月31日 17:40 來源:《船山學刊》 作者:王立新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Between Traditionalism and Liberalism:Speak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i Zhengtong, Mou Zongsan and Yin Haiguan

 

  作者簡介:王立新(1962- ),男,黑龍江青岡人,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廣東深圳 518000

  原發信息:《船山學刊》第20186期

  內容提要:一生受過傳統主義、自由主義重要影響的當代思想家韋政通先生,于2018年8月5日逝世。有關他到底歸屬于那個思想陣營的問題,一直以來存在著諸多不同的爭議。傳統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家,實際上都不足以框限韋政通的思想,雖然傳統主義激發他確立人文理想,自由主義啟迪他追尋獨立的自我,但韋政通出入各家思想,廣泛吸納中西思想資源,最終通過堅忍不懈地努力,將自己造就成了一位具有獨立品格的,“做我自己式”的創造性思想家。

  關鍵詞:韋政通/牟宗三/殷海光/傳統主義/自由主義

 

  

  在當代中國的思想史上,韋政通是一個很特殊的人物,人生道路或成長過程特殊,為學方式或思想特征特殊,與傳統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關系也非常特殊。這種與傳統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特殊關系,既是中國當代思想史的有趣話題,也是了解韋政通思想和切入當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重要門徑之一。選擇這樣的課題進行研究的用意就是出于上述的考慮。

  一、特殊的機緣,艱難的抉擇

  對于韋政通來說,與新儒家和自由主義的特殊關系,同時也是他個人成長的機緣?!拔矣胩ㄍ宓男氯寮液妥雜芍饕逭?,都有較深的關系,這是一種特殊的因緣,也是難得的際遇?!盵1]99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是由一連串相互聯接的機緣組成的,不論是平凡人的遭遇,還是杰出人物的賴以成就自己的時勢,也無論是幸?;蛟幟?。古今中外,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佛教的“隨緣”看似消極,實則人于機緣無可奈何。但有趣的是,機緣對于不同的人是不一樣的。對于普通人,機緣永遠都是普通的,對于不同尋常的人,機緣卻又往往是不同尋常的。韋政通說他“很幸運,該認識的都認識了”,其實就是指自己走上學術思想道路的外緣比一般人更優異。但同時也使他必須面對一般學人所不曾面對的取舍難題。

  韋政通是一位理想主義者,機緣對于韋政通總是和理想纏繞在一起,并且不斷推動他走向理想。這些機緣既構成了他人生理想成就的直接境遇,同時也經常使他陷入困頓從而接受考驗,成為他人生中的有意義但不順暢的遭逢。這些都是對理想主義者的理想和意志甚至生命能力的考驗。對于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來說,經過考驗,這些遭逢反而都成了重要的人生體驗并作為成功的財富,養育著和不斷地養育了理想主義者的理想,使他愈加奮進,愈加珍惜生命和構成生命的時間。經過考驗的理想主義者的理想和信念會更加堅定,工作會更加踏實,看待問題的態度也會愈加客觀。韋政通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的人生遭逢正是對他的理想的考驗過程,也是他的理想成就的特定方式。

  (一)韋政通與牟宗三

  五十年代中期,韋政通經由勞思光的介紹認識牟宗三,參與牟宗三在臺大和東海大學的人文友會。這是他從困頓走向理想的關鍵環節。

  認識牟宗三,是韋政通人生過程中最重大的轉折點,同時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機緣。這一次機緣,按照韋政通自己的說法,是他人生中的“信仰之旅”的開始。牟宗三以其訓練有素的真正哲學家的嚴整姿態及其對中國傳統文化一往情深的熱忱和幾乎近于固執的堅守,使韋政通很快成了他的信徒——真正的崇拜者,韋政通被籠罩住了。一時間韋政通忘記了自己的存在。

  因受牟宗三的影響,韋政通確立了堅定的儒家信仰,韋政通自己的證詞是:“五十年代,使我成為一個儒家信徒的,主要應歸功于牟宗三先生的啟導?!盵2]35-36但是“牟宗三先生的啟導”之所以能夠發生作用,主要還在于韋政通的生命里原本就有濃烈的儒家“色素”,同時,韋政通當時處于精神生命分裂(此指因尋找不到明確的人生目標而導致的信念與理想等的綜合的心理焦灼狀態)的困頓時期,“迫切需要的是一個信仰,一個使分裂的生命歸于統一的信仰”[2]36,韋政通正是基于這種信仰加入了牟宗三先生主講的“人文友會”,聆聽牟宗三講學,接受牟宗三的熏陶,成為牟宗三的弟子并確立了儒家的信仰。

  但是,與牟宗三先生一樣,韋政通也是一個堅定的理想主義者,同時,然而本身的性格中又有著與生俱來的叛逆性格,一但發現自己被籠罩住從而失去了自我,他要反身了——去重新找回真正屬于他的自我。

  六十年代初,韋政通因個人的生活問題,使自己的人生再度陷入旋渦之中,這一事件的影響之大,是他和牟宗三先生以及同門師友們當初都不曾想到的——這次事件導致了韋政通與牟宗三先生在不尋常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師生關系宣告中斷!韋政通1963年3月24日的日記上寫著如下一段話:“今天真正想到我要與‘道德理想主義’者分道揚鑣了。過去幾年中,曾與朋輩多次談起這個問題,彼此都只當戲言,想不到今天真的走上這條路?!盵2]48

  由這段日記可以看出,韋政通潛在的自我一直沒有泯滅,盡管當初所說的是戲言。但這種“戲言”表明具有明顯叛逆性格傾向的韋政通,在潛意識里始終想著要走出一條真正屬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從而成就真正的自我。這種愿望或“本我”的沖動,注定使韋政通不可能永遠無理性原則地始終跟隨一個人,不管他是誰。不過理想主義在信奉者的心理上是十分強大的,任何一個真正的信奉者,都不是可以輕易轉身的。無論她的感召力、吸附力還是震懾力都會使一個企圖轉身的曾經信徒感到難舍和顫栗。何況牟宗三先生當時正如日方生,在臺的追隨者日漸重多。對于韋政通來講,離開牟宗三之后向何處去?自己還能不能有所發展?如何才能有所發展,都是極其重大的心理障礙。這樣做會使天下學人朋友如何看待?自己的生存可能都會重新成為重大的問題。做出這樣的抉擇,對于當時還沒有真正成長起來的韋政通來說確實太艱難了。在那種境遇下,即便與牟宗三“鬧翻”,也會想辦法和解,恐怕真正的分道揚鑣未必能夠成為現實。但是機緣再一次出現在韋政通面前,牟宗三調到香港工作——牟宗三一離開,韋政通在思想上頓時感到“大解放”。[2]49

  韋政通的所謂“與道德理想主義分道揚鑣”,并不能簡單的理解為與牟宗三斷絕交往,或者同時也包括徐復觀等,因為本來在1962年開始于臺灣的“中西文化論戰”,新傳統主義者們對李敖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是深惡痛絕的,徐復觀當時授意韋政通撰文反擊李敖,并準備以《民主評論》和《人生》為陣地回擊并摧毀反傳統派的堡壘《文星》。但是韋政通在認真讀過《文星》的一些文章以后,反倒受了李敖的刺激和影響,站到反傳統的陣營中,并成了《文星》的作者。要之,徐復觀先生是韋政通最好的前輩朋友,對韋政通有過知遇和提攜之恩,韋政通的生存資源——中學教師的身份都是徐復觀幫助獲得的,而且韋政通在孤立無助的時候,曾在徐復觀家里過了一個農歷年。要之,韋政通是儒家的信徒,但不是使徒。這是由他性格中固有的叛逆傾向所決定的。

  其實韋政通的“與道德理想主義分道揚鑣”,主要還是指思想的態度和心理上對于權威主義學術的掙脫。所分的是道,不是情與交往。這一點可以從后來韋政通的相關回憶中得到充分的證實。韋政通永遠忘不了牟宗三和徐復觀等的恩情。韋政通對牟宗三的懷戀完全可以從“師恩如山”[2]48等的話語中體會出來。但是韋政通與牟宗三之間的結局是因為分道而斷了交往,盡管雙方還在各自的心里上互相關注和關懷著。韋政通何以有如此的思想變化直至導致與道德理想主義者最后分手?1964年9月4日,韋政通在給自己的學生黃天成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話,可為此思想的轉變提供一個證明:“我思想的轉變,開始在三年以前,以往,一直是著重向傳統儒家的優點方面想。三年前的夏天,我始真感到以生命為思想主要領域的儒家,對生命本身的透視,竟是十分膚淺的。同時對基督教的原罪,和佛教的無明,始稍有深入的認識,而儒家對人性負面的解悟,只止于氣質之性是不足的。我就從這一問題開始思考,問題越纏越深越廣,漸漸對儒家的其他缺陷,亦有深切的體認。這一發展,使我對儒家從無條件的接受態度,轉向批判的態度……”[2]49-50應該說這是韋政通認識自我的真正開始,而這個時刻的到來,是伴隨著對以前的我不是真自我的醒悟,同時和著與“如山師恩”的道德理想主義者牟宗三分道揚鑣的心里苦痛到來的。

  韋政通開始為自己初步定位,從其寫給黃天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在此時為自己確定的位置是準備對過去“盲目信奉”的傳統儒家進行全面的批判。

  本文作者認定韋政通此時已經認識了真正的自我,與韋政通先生自己的說法似乎并不完全相合。因為韋政通于1977年11月13日在接受臺灣師范大學教授王讚源的采訪時,曾經說到一生中對他影響最深的兩個人——牟宗三和殷海光。他說“在牟先生那里,我只認識他,不認識自己;在殷先生那里,使我認識了自己”[3]294,仿佛韋政通能認識自己是由于殷海光先生的誘導。殷海光對韋政通的誘導自然是很重要的,但韋政通與殷海光相識,實是1965年的事情。此前韋政通已經與道德理想主義分手,并且開始走向了對傳統儒家的批判途程,用韋政通自己的話說就是“思想的探險”。結識殷海光,對于韋政通更大的意義似在于對自己所認識的自我的強化和確認。這是用外在的眼光來證實自己的做法,這種做法表明選取這種做法的人,在當時還沒有足夠的自信或力量來為自己的選擇進行辯護,他需要外界的幫助。殷海光的主要作用應當在于:當韋政通缺乏足夠的自信和在非常孤立的氛圍中缺乏必要的同情和高層次的肯定時,滿足了他的心理需求。就像朱子當年在李延平過世以后,因為一時間摸不清李延平學問的真趣,在“如窮人之無歸”的情況下發現了胡五峰一樣,其實朱子對胡五峰并無實質性的收獲,只是因為五峰當年的身份和地位之顯赫而自己的主張又能與他相同,于是欣喜若狂,愈加自信。不過所不同的是,韋政通雖然沒從殷海光那里學到什么實質性的東西,但卻欣賞殷海光的“自我精神”之可貴并且對他的“相對客觀”①的態度和對自己的肯定感到滿足和感激。

  有關牟宗三與殷海光對韋政通的影響情況,我們可以從韋政通自己的表述得到說明:“牟先生在我的生命中,影響是最直接的,他使我從一個混沌的生命當中,開拓出一個理想的生命?!薄?牟的影響)那個階段在我個人還是思想的兒童期;不過如果沒有那個階段,就沒有后來的發展。這個階段是最珍貴的?!薄?殷的影響)認識了自己之后,才有真正的信心,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盵3]294韋政通的理想主義目標在很大程度上與牟宗三并不相左,雙方的情懷里,都有強烈的傳統熱情和對現世的責任。只不過牟宗三在相當的程度上采取了獨斷的態度,而韋政通則堅定不移地走向了批判的立場。韋政通在《人生》雜志上發表的長篇小說《長夜之光》是專門弘揚儒家思想的,此時韋政通還沒有結識牟宗三。而相當長時間以后,韋政通雖然認為自己的那部作品由于理念的東西稍多,并不是意想和形象化的特別好的文學作品,同時議論過多,而又以宣傳某種固定的倫理或政治文化觀念為主調。這是今天的韋氏最反對的文藝觀。但曾經卻不無驕傲的自譽為“可能是中國有新文藝以來,唯一的一部宣揚儒家的小說”[2]18。韋政通曾告誡本文作者說“傳統的東西,現在必須抓緊搶救,(否則就會因不斷破壞和現代化進程的掃蕩而損失殆盡)能搶救一些是一些?!雹謖獠喚鍪俏ふǘ雜詿車娜惹?,也是他內心深處的歷史責任感的流露。不過牟氏由于過分的自信和獨斷而使自己在拯救現世的道路上入了歧途,并且不愿認賬又不許揭短,有些以教主自居的味道了。韋政通可能在六十年代初即已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受不了牟氏的獨斷和執拗而反身,而走向了對傳統的批判。這種批判的目的不是為了毀掉傳統,這與陳序經和早年的胡適、吳虞、魯迅等是有原則性區別的,韋政通反傳統的熱情,來源于對傳統的真摯之愛!其所謂的反傳統,毋寧說是救傳統,或許會更恰當些。

  由此可見,韋政通的理想主義是通過牟宗三的影響而確定并不斷被強化的,而韋政通的自信,則更多的得利于與殷海光的交往和殷氏適時的嘉許與肯定。

  這里所說的受牟宗三的影響而確定,是指韋政通性格中原有的理想主義傾向的明確化,明確化是理想指向的確定不移,思想感情的專注和精神注意力的凝聚。任何一個理想主義者都曾為尋找自己,而或輕或重地在對象中迷失過,有的是歷史的對象,有的是現實的對象。沒有這種迷失,恐怕也就很難有后來的覺悟和清醒。韋政通迷失在現實的對象——被牟宗三的傳統的激情和情勢的強大所籠罩。但在這種迷失中,有一點是清楚的,就是理想傾向的不斷專一和理想情緒的不斷膨脹。而這兩點,則成為走出迷失,認識自我的心理基礎和愿望前提。如果不是朝向宗教信徒的方向努力,這個結果就是早晚會出現的。尤其對于生命力原本強大的人來說,尤可能是這個樣子。真正的理想主義者,必然不會在混沌中長久的停留,也不會永久地在迷朦中陷溺下去,他終將清醒過來,并且由此走向自我。因為擁有理性,并使用理性是真正的理想主義者的歸宿,尤其是以思想創造和現實關懷為主要趣向的理想主義者。他不同于宗教信徒的地方,就在于他是清醒的或必將是清醒的。由此看來,韋政通與牟宗三分手,雖然在當時是以韋政通個人生活的變動的具體事件為導因,但即便沒有這樣的導因,分手也是遲早的事情。這一結局,除了韋政通性格中的叛逆因素的作用之外,與牟宗三的性格也有重大的關系。如果牟宗三性格中少一些獨斷,使韋政通在成長的過程中少一些威壓感,那么也許至少不會致使現實交往關系的中斷。

  韋政通的學術研究是從儒家開始,后來主要的批判對象也是儒家:《儒家與現代中國》《傳統的透視》《儒家與現代化》等主要都是針對儒家的。而當韋政通反轉過來,采取用傳統批判現代化和用現代化批判傳統的雙向方式實施自己的思想批判時,主要內容也還是儒家的。這一點一方面表明了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同時也流露出當年受牟宗三影響的痕跡。韋政通在《思想的探險》之《儒家批判》的引言中說:“所謂‘走出傳統’,其真實的意義是,與傳統主義告別,放棄了對儒家的信仰。不過經過一番轉折,我繼續耕耘的田地,還是原來的,只是將信仰換成為批判,希望能播下一點新的種子?!盵1]68而且韋政通在實施對儒家的批判過程中,并沒有走向另一個極端——全盤西化。盡管他與殷海光等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同時又受到過李敖等的刺激。

  上述這些影響的力量都是不小的,而韋政通卻沒有倒向西化一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按照韋政通自己的說法:“由于一開始我便有此(為什么我們的思想,總是在擁護傳統與反傳統的一條狹巷子里混戰?)覺悟,所以在告別傳統主義后,反傳統的激情是有過,但從未走向另一極端,成為一個西化主義者?!盵1]72

  應該說,韋政通之所以沒有成為反傳統(注意:韋政通說他自己是反傳統主義者,不是反傳統者!)的西化主義者,雖然在一開始就有那樣的自覺,但這份自覺與他和牟宗三、徐復觀并殷海光、勞思光等的關系密切相連,在他們那里,韋政通都得到過相當的肯定和鼓勵,從他們身上,韋政通也看到了各自的缺陷!這是韋政通有如彼自覺的重要前提。

作者簡介

姓名:王立新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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