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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曦臨 吳瓊:從北美“中國研究”發展歷程看智庫研究范式之轉變
2019年09月10日 11:43 來源:《情報資料工作》2019年03期 作者:袁曦臨 吳瓊 字號
關鍵詞:智庫研究/研究范式/中國研究/區域研究

內容摘要:

關鍵詞:智庫研究/研究范式/中國研究/區域研究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文章通過全面梳理北美中國研究的研究主題、研究路徑與研究方法,發現在近一個世紀的發展過程中,北美“中國研究”通過拓展研究主題、轉變研究方法、完善研究資源收藏,實現了研究范式的轉變。從一個方面表明,智庫研究范式的變化與轉移,對于智庫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關 鍵 詞:智庫研究/研究范式/中國研究/區域研究

  標題注釋:本文系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點項目“高校智庫協同發展模式及其路徑選擇”(編號:ZDIXM018)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袁曦臨,女,1968年生,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碩士生導師,南京 211189,東南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南京 210096;吳瓊,女,1989年生,中國經濟信息社有限公司江蘇分公司編輯,南京 210005

  1 引言

  智庫研究因其主要面向復雜的國際國內現實問題,尤其強調研究過程的嚴謹,研究結果的客觀中立,研究方法的科學可行,對于研究方法的開發創新和規范使用有著更為嚴格與迫切的要求。現階段我國智庫研究主要圍繞歷史與現實的對話展開,通過追溯社會問題的歷史軌跡,寄寓現實關懷;為工業化、城市化、人口、一帶一路、社會福利、環境?;?、政治經濟制度建設、社會轉型等當代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提供資政經驗。因此對于智庫理論及研究方法的創新有著深度需求和廣泛呼喚,智庫研究范式的變化與轉移日益成為關注重點之一。

  2 智庫研究方法層面的發展態勢

  隨著研究復雜性的增強,已經不再可能僅僅通過資料的收集整理、描述闡釋來完成智庫研究,雖然資料和數據的收集、發掘和整理極其重要,但這僅僅是整個研究過程中的第一步,只是用以證明或證偽某種判斷、猜想和假設的依據,而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能從資料和數據中發現、歸納并提煉出對于當下或未來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有價值的規律和普遍經驗。現代決策理論越來越強調基于證據循證的科學決策,隨著研究對象和研究問題的日益復雜化,具有量化實證和模型模擬類的研究方法受到更多重視,多學科合作交融已經成為主流。例如近年來絲綢之路以及“一帶一路”領域的研究,就推動了交通史、文化交流史以及邊疆史、民族史的研究,而且開拓了海上絲綢之路研究,拓展了海洋史的研究范疇,智庫研究多元化的局面正在形成。

  與此同時,能否貢獻出新的、有價值的、可行的研究方法成為一個智庫獲得廣泛認同和影響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以蘭德公司為例,蘭德公司設立弗里德里克帕蒂(Frederick S.Pardee)蘭德研究生院,其獨特之處在于學生與蘭德的分析師一起工作,解決智庫研究中的現實問題。學院專門設有“Pardee研究生院與新興政策研究與方法部”,下設6個研究中心,專門負責研發各類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工具:(1)應用網絡分析與系統科學中心,主要研發網絡指標與描述性統計、可視化、網絡統計模型等工具方法;(2)定性和復合方法中心,主要針對半結構化訪談與聚焦、文化域分析、基于術語的主題方法、語料庫;(3)博弈論研究中心,面向博弈、仿真和建模;(4)因果推理研究中心,包括工具變量、偏好計分、隨機學習、回歸不連續性等;(5)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中心,主要針對預警分析、決策支持、思維模式、行為試驗、模型與行為試驗;(6)可擴展計算與分析中心,包括大數據技術、算法等。

  2.1 量化的實證研究趨向

  長久以來,對于中國改革開放40年經濟的巨大成就,如何從理論和模式層面進行解釋一直是學界,也是全世界矚目的問題,但僅僅闡述觀點、描述過程和個案分析顯然是不夠的,只有通過合乎規范的數據和論證范式,才能減少模糊不清的爭論,為不同學科和研究領域之間的討論和交流提供事實基礎,為科學決策提供扎實的事實依據。歐洲自19世紀末開始,就已經注重將數據的統計學方式引入史學研究。就經濟史研究而言,西方經濟史的研究者基本是經濟學家,代表人物Robert William Fogel和Douglass Cecil North 1993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Fogel的《鐵路和美國經濟增長》(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的出版標志著“歷史計量學”的誕生;而國內相應領域的研究仍以史學家為主,由于欠缺量化研究的方法訓練,故較難有效解釋我國經濟與制度的變遷。

  無論是在歷史學,社會學領域還是人類學、區域文化研究領域,基于數字計量的研究是大勢所趨,綜合性的智庫研究領域更是如此。例如通過收集并統計某地區一定時期內社會各階層的人數及其收入狀況,可以計算出該地區居民的人均收入(即平均數),以及中產階級的收入(即中數),發現該地區各階層人口的收入集中趨勢;再通過標準差計算,推演出個人收入與人均收入的差異,即離中趨勢;而后將中數和平均數進行比較,得出該地區經濟收入是否呈偏態分布及偏態的正負。在此基礎上政府出臺各類型政策等,調整政府決策與社會現實需求之間的聯系。采用數學和統計方法對研究資料進行定量分析,以事實和數據為論據支撐,完成復雜的社會研究,能夠有效避免基于個人認知和社會意識形態及價值取向導致的研究結論的偏差。這一點對于智庫研究而言尤其重要。

  2.2 整體與區域并舉的研究趨向

  受還原主義影響,學科發展越來越細,研究越來越專業。與此相對應,對于整合研究的呼喚也一直沒有停歇,并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漸成趨勢。整體主義(holism)研究范式就是從整體性的角度(holistic approach)來考察人類社會的發展和人的行為。費爾南德·布羅代爾1958年發表了重要論文《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認為歷史時間有短時段、中時段和長時段之分,短時段主要是突發的歷史現象、事件如革命、戰爭、地震等;中時段是指一定周期和結構的局勢或社會時間,如人口消長、生產增減;長時段屬于歷史的深層結構和基礎,如地理氣候、生態環境、思想傳統等。長時段對歷史進程起著決定性和根本的作用。智庫研究面向的是國際國內的政策制定和決策支持,如果沒有宏觀的視野,從整體予以考慮,而僅僅從一個學科的知識來分析[2],難免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過于細致的研究,容易扭曲問題本身,帶來認識和理解上的偏差,對于現實問題難以給出合理的解釋和有效的政策建議。因此,整體研究符合智庫研究的要求特點。

  與此同時,智庫研究所要解決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社會現實問題,而不是一個邊界清晰的學科內部問題,故智庫研究同樣需要具體而微的分領域、分區域探究。2012年南海中心獲批為首批國家協同創新中心之一,中心依托地理信息、海洋海島研究、邊疆史學、文獻情報、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學科優勢,以問題導向和任務驅動,帶動政治、經濟、法律、外交、文化等層面的南海問題應用性和基礎性研究,為國家有關部門提供基礎信息與決策支持服務。中心下設若干協同創新平臺,包括南?;肪匙試囪芯科教?、南海法律研究平臺、國際關系研究平臺、南海史地與文化研究平臺、南海周邊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研究平臺、南海動態監測與形勢推演平臺、南海地區航行自由與安全合作研究平臺、南海輿情監測與國際交流對話平臺、南海問題政策與戰略決策支持平臺[3]。

作者簡介

姓名:袁曦臨 吳瓊 工作單位:東南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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