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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詩學發生考論
2019年09月11日 09:04 來源:《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作者:肖明華 字號
關鍵詞:文化詩學;發生;文學理論轉型

內容摘要:大體而言,有作為語詞的文化詩學、作為與新歷史主義有關的文化詩學、作為文學批評構想的文化詩學和作為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的文化詩學等幾種類型。作為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的文化詩學的發生當以童慶炳1999年發表的《文化詩學是可能的》《文化詩學的學術空間》等文為標志?;灰桓黿嵌瓤悸?,如果我們承認文化詩學是“審美詩學與文化研究的雙重整合”, [9]而文化研究在1995年那時又尚未切實發生,或者即使發生了但尚未對文學理論構成挑戰與威脅,②此時文化詩學又哪有可能去整合文化研究?作為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的文化詩學,還需要與美國新歷史主義意義上的文化詩學相區分,前者是大眾文化語境和文化研究在中國興起之后,文論界所提出來的一種文學理論構想,具有基礎文論建設的直接意義,主要以北師大童慶炳等學人為代表,而后者只是西方文論的一個學派。

關鍵詞:文化詩學;發生;文學理論轉型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文化詩學在漢語文獻界的使用是繁復的。大體而言,有作為語詞的文化詩學、作為與新歷史主義有關的文化詩學、作為文學批評構想的文化詩學和作為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的文化詩學等幾種類型。作為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的文化詩學的發生當以童慶炳1999年發表的《文化詩學是可能的》《文化詩學的學術空間》等文為標志。這些文獻才是在社會文化語境的新變化之時,并針對文化研究對文學理論的挑戰的情況下出現的。理清文化詩學的發生問題對于當前文學基礎理論的發展有一定意義。它至少可以讓人意識到學界主導話語持有的是怎樣的文論發展觀以及這種文論發展觀所可能具有的局限性。

  關 鍵 詞:文化詩學/發生/文學理論轉型

  基金項目:2015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當代文學理論公共性問題研究”(編號:15B2W009);2015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女性主義與青年文化研究”(編號:JD1530);江西師范大學2012年科研計劃項目。

  作者簡介:肖明華(1979- ),男,江西泰和人,文學博士,江西師范大學當代形態文藝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文學理論、文藝美學研究。

 

  文化詩學是當代文學理論在尋求轉型發展過程中所建構的一種頗有生命力的學術話語。①它對當前文學基礎理論的發展走向依然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原因之一乃是因為文化詩學對于當前文學理論怎樣堅守審美,又如何關注文化這一焦點問題的解決提供了頗具建設性的思考,而這一問題的解決又直接影響到當前文學基礎理論學科的建設與發展??疾煳幕僑綰畏⑸?,它表征了怎樣的文論發展觀以及它所存在的問題等,因此就有相當的必要。

  就語詞而言,早在1990年,曹旭的《流水與情思的系譜》一文開始使用了“文化詩學”一詞。[1]1991年彭兆榮的《貴州文學分析的“文化詩學”視角》一文,也已然使用了“文化詩學”一詞。[2]但這樣的文化詩學語詞無疑與作為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的文化詩學不相干。

  時間到了1993年,葛林伯雷(又譯格林布拉特)的《通向一種文化詩學》一文被收錄在張京媛主編的《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一書中。[3]同時,其首次提出“文化詩學”觀念(新歷史主義)的文獻《文藝復興自我造型》被部分收錄在中國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論》編輯委員會編的《文藝學與新歷史主義》一書中。[4]受此影響,漢語學界使用“文化詩學”者此后逐漸多了起來,而且大多在其文中提及了葛林伯雷的“文化詩學”,如祁述裕的《市場經濟中的文化詩學:話語的轉換與命名的意義》、[5]張未民的《文化詩學:尋找新的生長點》等等。[6]但這些直接挪用新歷史主義意義上的文化詩學,并非出于大眾文化語境和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興起而生發的,它甚至還沒有文學理論學科建設的自覺意識?;謊災?,此時作為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的文化詩學并沒有發生。

  1995年,蔣述卓先生在《當代人》上刊發的名為“走文化詩學之路——關于第三種批評的構想”的理論文章,與作為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的文化詩學有關。這樣說,倒不是因為蔣述卓乃文藝學中人,也不是因為此后蔣述卓先生也引領一干學人從事了相應的研究,而是由于它乃中國語境中較早為“文化詩學”命名的篇什。該文對文化詩學的界定是這樣的:“文化詩學,顧名思義就是從文化的角度對文學進行批評。這種文化批評既不同于過去傳統的文藝社會學中那種簡單的歷史批評或意識形態批判,又不簡單襲用西方后現代主義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批評理論。它應該是一個立足于中國本土文化語境、具有新世紀特征、有一定價值作為基點并且有一定闡釋系統的文化批評?!貝悠淝康鞅就廖幕錁?、文學的文化批評等方面看,它與此后的文化詩學有一定的關聯。[7]然而,由于它作為一種批評話語,是為了區別于當時的形式批評和社會學批評,而并沒有針對現實的大眾文化,也沒有在理論上瞄準與文學理論關聯甚密的文化研究,更沒有彰顯與文化研究相異的文學理論觀念。也的確,那時的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的關聯雖然在事實上已然存在,但是這種關聯還未作為一個“問題”呈現出來,也就是說,文化研究尚未對文學理論形成“挑戰”。為此之故,此文要引起文論界的普遍反響也就較為不易。從這個方面看,文化詩學的發生是不可能早于文化研究的。我們甚至可以將蔣述卓先生構想的文化詩學,視為與文化研究幾近等同的“文化批評”。[8]也因此,這時候作為基礎文學理論的文化詩學并未發生。因為這樣的話,就會得出文化批評是文化詩學的結論。這是不合乎實際情況的?;灰桓黿嵌瓤悸?,如果我們承認文化詩學是“審美詩學與文化研究的雙重整合”,[9]而文化研究在1995年那時又尚未切實發生,或者即使發生了但尚未對文學理論構成挑戰與威脅,②此時文化詩學又哪有可能去整合文化研究?如此說來,我們也就非得承認,作為基礎理論的文化詩學此時并未發生。

  此后1996年,李春青先生提出了“中國文化詩學”的構想。依其之見,古代文論研究要將主體之維、文化語境和歷史語境相結合,才能達到較好的效果。某一詩學觀念乃至文學作品,“必須被置放在一定的文化語境、歷史語境并聯系主體心理狀態才能夠得到較為準確的解讀”。[10](P252)不妨說,此一“中國文化詩學”并非與1990年代的大眾文化研究狀況乃至基礎文學理論研究有直接的關聯,它更多的是考慮古代文論自身的研究方法問題。也就是它“并不是一種普泛理論,它只適于對中國古代文學現象,主要是古代詩學觀念的研究”。[11]但是,此一文化詩學的構想具有較大的方法論意義,即它改變了那種抽象還原、純粹求真的研究,而主張在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中分析某一文論觀念是怎樣建構的,在這種追問中展開闡釋和理解,既而獲取一種能與當下關聯起來的意義。如果從這一點看,則可以認為這種“中國文化詩學”的研究構想具有走出古代文論研究領域而成為一種具有較大方法論意義的理論之可能性。簡言之,即成為一種“基礎理論”意義上的“文化詩學”。

  接下來的1997年、1998年,發生了一些與文化詩學相關的事件。1997年童慶炳、王一川等先生申請了與文化詩學相關的教育部教改課題“在雙向拓展中更新文學理論課程”。[12]1998年開始,北京師范大學文藝理論教研室為本科基地班的學生開設了“文化詩學”的必修課,為碩士研究生開設了“文化詩學專題”課程,為博士研究生推出了“文化與詩學”的課題研究。[12]但是,就文獻材料看,1999年才是文化詩學的提出年。③這一年,童慶炳先生發表了《文化詩學是可能的》《文化詩學的學術空間》《中西比較文論視野中的文化詩學》等論文。這些文獻,才使得作為基礎理論的文化詩學或者說作為學科建設的文化詩學發生了。理由大致為:其一,它將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勾連了起來,并直接地受到了文化研究的影響。這一點童慶炳表達得最直接不過:“文化詩學是吸收了‘文化研究’特性的具有當代性的文學理論?!盵13]其二,它提出了與文化研究相異的文學理論觀。甚至有學人指出,文化詩學是作為對文化研究的一種“限制”才發生的。[14]這種限制使得它并沒有拋棄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傳統,甚至還以這種傳統作為其理論的“內核”,并認為原有的不能完全適應當下現實需要的文學理論,在經過一番改造后就有可能與時俱進了。[15]文化詩學的這種文學理論觀,既具有現實語境的針對性,又具有較為自覺的學理繼承性。這是此前所出現的“文化詩學”說所不具備的。為此之故,我們認為此時作為基礎理論意義上的文化詩學才得以發生。這樣的認定也與文化詩學倡導者的看法一致,即“中國的文化詩學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和新世紀初被提出來”。[16]我們無需懷疑文化詩學倡導者會因了話語權而無視歷史事實,實際上,童慶炳先生往往將文化詩學的發明權冠以“北師大”,而且并不自封正統而排斥其他學人及學術機構的文化詩學研究。

  然而,為了更好地理清文化詩學的發生,我們有必要做一些相關的區分工作。毋庸諱言,1990年代漳州師范學院文化詩學研究所開展的文化詩學研究也較有影響。但它更多的是對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的引進和改造。就其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除個別研究者外,它并沒有自覺針對文化研究,也沒有承繼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傳統。順便提及的是,2000年11月份召開的文化詩學學術會議不能被抽象地認為是國內“第一次”文化詩學會議。[17]因為2000年4月份,在北師大召開了“文藝學與文化研究”會議,其中文化詩學就已然成為了一個話題,童慶炳作了題為“我所理解的文化研究:問題意識與文化詩學”的發言。[18]這一文化詩學才是與199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理論相關的、作為基礎理論的文化詩學。[19]如此言說絕非為了話語權,而是因為我們認為,文化詩學的發生問題乃是一個文學基礎理論的問題,是一個與學科建設和發展息息相關的問題。當前,文化詩學、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三者在文化場域中的位置并未塵埃落定,以致于文學理論學科的基礎問題和前沿話題都模糊起來,文學理論走向何方也懸而未決,這恐怕與我們沒有自覺的文學理論學科發展意識有關。而文化詩學則有著明確的文論發展觀,即文學理論不能走文化研究的道路而應該守正創新,走向文化詩學?;謖庵窒敕?,我們認為文化詩學的發生應該明晰,也是可以明晰的。也只有對文化詩學的發生搞清楚了,才有可能尋找并理解當代文學基礎理論的發展軌跡。這對于緩步推進文學理論學科的進程不無意義。

  作為文學基礎理論話語的文化詩學,還需要與美國新歷史主義意義上的文化詩學相區分,前者是大眾文化語境和文化研究在中國興起之后,文論界所提出來的一種文學理論構想,具有基礎文論建設的直接意義,主要以北師大童慶炳等學人為代表,而后者只是西方文論的一個學派。童慶炳曾指出:“‘文化詩學’這個詞最早是美國的‘新歷史主義’提出來的,但是我在讀‘新歷史主義’的著作時并沒有很注意他們的‘文化詩學’這個提法,我說的‘文化詩學’更多是和‘文化研究’有關?!盵13]也的確,否則童慶炳先生也不會在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已經風光不再的時候才在中國倡導文化詩學,也不會在倡導文化詩學的時候表現出與新歷史主義文化詩學的根本差異即始終堅守“審美”這一“中心”。關于中國文化詩學與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的區分,姚愛斌先生作了很好的鑒別:“童慶炳先生所倡導的‘文化詩學’與格林布萊特所說的‘the poetics of culture’的漢譯‘文化詩學’在名稱上的相同純屬巧合。更重要的是,他所致力打造的‘文化詩學’與格林布萊特的‘文化詩學’在理論旨趣和思想觀念上并沒有直接關涉,前者在建構中并未將后者作為直接的、主要的理論資源,不是按照后者的理論邏輯發展而來,也并非在中國當代學術語境中對后者的‘挪用’、‘拿來’和‘改造’?!盵20]當然,兩者之間并非沒有關聯,對此他也做了說明:“西方文化詩學的這一理論取向與稍后興起的文化研究的旨趣甚為合拍,很快被后者的巨大聲勢所掩并融入其中,而文化詩學中的一些基本理念也構成了文化研究的理論基質。因此,當童慶炳先生等人在整體上將西方的文學理論和文化研究理論作為建構中國當代文化詩學足資借鏡的重要理論資源時,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思想也自然成為可資利用的一個部分?!盵20]不妨說,作為一種理論資源,新歷史主義的文化詩學對中國文化詩學的影響,與其他西方思想如巴赫金的詩學思想所發生的影響,恐怕沒有根本的不同。

  相對于文化研究的興起來說,文化詩學在1990年代的發生,多少有些晚了點。這當然不是要責備理論提出者的敏銳性不足。更可能的解釋恐怕是,這是由其所持之守正創新的通變式文論發展觀所致。所謂通變式文論發展觀,即是說它也堅持文論要因事隨情而變,但這種“變”要與故有的良好傳統相繼互通,也就是在繼承中發展,在綜合中創新。這一點,文化詩學的倡導者童慶炳先生是有自覺意識的。他曾多次指出:“文學理論的建設應該是累積性的?!盵21]其實,這種累積性的通變式文論發展觀,從其文化詩學的命名本身即可看出。簡言之,它構想的是既要文化又要詩學的雙重式占有;既要在語境上與1990年代以來的文化現實相契合,又要在“學理”上與其他文論話語構成對話的完美結合。這樣的構想與追求就使得文化詩學很難在邏輯上先于文化研究的發生,也不容易在事實上認同將大眾文化/文學視為研究對象。正如有學人所指出的:“文化詩學的一個基本立場,就是要在文化研究的時尚沖擊中保持一份發展中國文學理論所必需的沉穩的學術心態和成熟的學術風范,在開拓的同時不忘記守成,在創新的同時不忽視積累?!盵20]這種境況之下,它來得晚一點也就可以理解了。

  相對而言,文化詩學的發生,其學理的原因要大于語境的原因。它并不主要因為有了大眾文化的現實才提出一種文化詩學來,而更多的是因為文化研究的沖擊才構想出應對學科發展的文化詩學。文化詩學因此不是因了現實批評實踐之需而生,毋寧說是為堅守審美理想、“改良”學術話語而生。在保持學術話語與時俱進的同時,文化詩學倡導者絕不把堅守審美內核的做法視為落后。有學人因此將它稱之為“新審美主義的文化詩學”。[22](P144)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文化詩學在發生之初就不是為了分析闡釋當下的文學/文化實踐,因此它往往不對大眾文化進行社會語境化的分析,而主要以是否具有直接的審美品質和人文關懷為旨趣來對大眾文化展開批判。這種以人文精神為旨趣的批判,往往與大眾文化表現出較大的異質性。比如,面對大眾文化中的惡搞現象,文化詩學往往會認為它不審美,不符合規范,然后以鐵肩擔道義般地對它實施人文批評。至于結合語境,分析這種惡搞現象出現的體制原因,以及它表征了怎樣的社會問題等等,則不是文化詩學的研究目的。因此,文化詩學雖然也立足于現實社會發展狀況,但它的長處是能夠從學理上規范一種好的大眾文化應當如何。文化詩學為此也就不像文化研究那樣容易將大眾文化作為直接的研究對象。這也是它難以“降伏”大眾文化的一個原因,同時也是它的發生要晚于文化研究的一個原因。它因此所具有的優勢及其所帶來的問題,值得學界同仁予以專門探討。

作者簡介

姓名:肖明華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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