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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達默爾與貝蒂:兩種現代闡釋學理論之歷史比較 ——從當代中國文論建設借鑒的思想資源談起(上)
2019年09月11日 09:05 來源:《當代文壇》2018年第3期 作者:朱立元 字號
關鍵詞:闡釋;理解;伽達默爾;貝蒂;兩種現代闡釋學;比較;批判性借鑒解釋;施萊爾;狄爾泰;文本;伽達默爾;方法論;貝蒂;哲學

內容摘要: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哲學本體論闡釋學和以貝蒂為代表的一般方法論闡釋學,是20世紀西方兩種對立而又互補的現代闡釋學理論形態。24)這里“藝術的解釋”指“嚴格的”、符合闡釋學規則的解釋,它雖然必定帶有解釋者的某種意義預期,但是隨著對文本理解的進行,這種預期會“不斷被更正和修改”,然而不嚴格的解釋則把解釋者這種預期作為預定的前見,強迫文本解釋符合這種預期意義。93)據此,貝蒂不同于伽達默爾把理解活動看成解釋者參與其中、與對象互動、融合的過程的觀點,明確區分了作為理解對象(客體)的文本與作為理解主體的解釋者及其解釋,把理解互動看成解釋者通過合適的解釋方法去接近、認識具有客觀自主性的文本及其作者的意義的過程。

關鍵詞:闡釋;理解;伽達默爾;貝蒂;兩種現代闡釋學;比較;批判性借鑒解釋;施萊爾;狄爾泰;文本;伽達默爾;方法論;貝蒂;哲學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新時期以來,借鑒西方闡釋學理論資源,是當代中國文論建設的重要方面。以伽達默爾為代表的哲學本體論闡釋學和以貝蒂為代表的一般方法論闡釋學,是20世紀西方兩種對立而又互補的現代闡釋學理論形態。本文首先從歷史角度概述了他們二者共同的理論前驅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的傳統闡釋學的基本思想,以及他們對后者的不同繼承和突破;接著,以主要篇幅,著重從根本性質、闡釋的目標和前提條件以及文本的意義來源等三個方面,抓住一些標識性概念,對伽達默爾和貝蒂兩種闡釋學理論加以多視角、多層次、深入的比較研究;最后,將伽達默爾和貝蒂的意義觀分別概括為“讀者中心論”和融作者與讀者為一體的“文本意義中心論”。通過比較研究,期待為中國當代文論的創新和建設提供重要的思想資源和批判性借鑒。

  關 鍵 詞:伽達默爾/貝蒂/兩種現代闡釋學/比較/批判性借鑒

  作者簡介:朱立元,復旦大學中文系。

 

  新時期以來,在中國當代文論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借鑒和吸收西方闡釋學(Hermeneutics,亦譯為詮釋學、解釋學)理論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極為重要的方面。而且,在這種借鑒過程中,學界出現了梳理、吸納中國傳統闡釋學思想資源,建立、建構中國自己的闡釋學的呼吁和探討。較早的有潘德榮《詮釋學的中國化研究述評》①;影響最大的是,湯一介連續發表了三篇主張創建中國解釋學的文章:《能否創建中國的解釋學?》《再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三論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②;其他不少學者也先后發表了呼應、支持和多方面展開的文章③。最近幾年,隨著張江《強制闡釋論》④《公共闡釋論綱》⑤等一系列論文的發表,文藝理論界及哲學界、史學界對闡釋學理論的關注、思考和探討也與日俱增,“中國闡釋學的理論建構”的呼聲又一次高漲。⑥

  只要簡單回顧一下新時期以來中國文藝理論的發展,就可以發現,它始終伴隨著對西方現代闡釋學理論(主要是從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到接受美學一脈)的借鑒、接受和吸收的過程。這可以從1980年代迄今關于闡釋學和接受理論的譯介、引進和研究情況得到證實。⑦

  我國新時期以來文藝理論的大發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在百年來中西方文論的對話與互動中逐步建構、生成起來的一個現代新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與西方文論的交流(包括局部矛盾沖突)、互鑒、吸收、融合的產物。這種互鑒、交流與對話,是全方位的,即使就文論而言,也涉及人文社會科學各個領域、各種思潮流派。然而,對西方現代闡釋學理論的參照和借鑒無疑是其中最重要、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之一。在某種意義上,闡釋學理論在不同時期直接或間接參與了中國當代文論的創新建構。這與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和文論發展的時代需要和現實語境直接相關:1980年代初學術界思想解放運動引發了文論界、美學界“文學是人學”命題的重提和人道主義大討論,以及隨后劉再復“文學主體論”的提出及討論的展開;1990年代人文精神的大討論也是上述討論在新形勢下的發展與深化。正是這種不斷生成的思想文化新語境,構成了對西方文論、哲學有選擇性地接受的現實狀況,構成了對西方闡釋學重點關注和借鑒的文化、學術需求。而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借鑒的自覺性、選擇性有所增強,范圍逐漸集中,重點有所突出?;毓似鵠?,近三十年,我國學界(包括文論、美學界)關注度最高、持續時間最長的西方學術思潮之一,就是胡塞爾開啟的,海德格爾、梅洛-龐蒂、薩特等推進的現象學和存在主義理論,以及后繼者伽達默爾開創的哲學闡釋學。這是一個我們親身經歷過的客觀的、歷史的事實。

  對西方現代闡釋學理論的借鑒同樣有選擇性。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闡釋學開始了超越施萊爾馬赫、狄爾泰一脈的一般方法論詮釋學,形成了兩個具有現代性的重要理論思潮:一是從海德格爾到伽達默爾的哲學本體論(Ontology,亦譯存在論)闡釋學,二是以意大利哲學家貝蒂為代表的“作為精神科學一般方法論的詮釋學”。兩者雖然在基本理論取向、哲學基礎、闡釋目標、方法論原則等方面都根本對立,但實際上他們對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的傳統闡釋學都有所繼承,也有所突破,在繼承中有突破、突破中有繼承。相比較而言,伽達默爾哲學闡釋學的突破大于繼承,貝蒂的闡釋學則繼承大于突破。兩者都對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的傳統闡釋學從兩個不同方向加以推進和發展,具有互補性。然而,由于種種歷史和現實的復雜原因,強勢的伽達默爾哲學闡釋學上升為西方學術的主流話語,而貝蒂的闡釋學則始終處于邊緣地位。這一西方學術的歷史狀況也必然決定了當代中國文論偏重于接受前者而忽視后者的理論格局。

  不過,在筆者看來,貝蒂的“一般方法論詮釋學”在現代西方闡釋學史上獨樹一幟,他對闡釋學的理論貢獻是巨大的,超出同時代許多闡釋學家的水平。但其闡釋學思想似乎至今還沒有受到西方學術界的充分重視、闡發和肯定,其在思想史、學術史上地位和評價或許也應該受到更高的重估。為了比較深入地闡發貝蒂的闡釋學的卓越成就,也為了中國當代文論的建設能夠更加全面、辯證地借鑒西方現代闡釋學思想資源,本文擬對伽達默爾與貝蒂二人的闡釋學理論從歷史淵源、本質特性、標識性概念、文本意義來源等多個方面加以比較研究和理論評析,以期揭示兩者各自的哲學基礎、思維方式、思想傾向和理論特色。

  我們知道,伽達默爾與貝蒂是在繼承、突破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的傳統闡釋學理論過程中分道揚鑣,走出兩條不同的道路,形成了兩種各具特色的現代性闡釋學理論的。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闡釋學思想是他們二人建構自己闡釋學理論的共同出發點。因此,我們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施萊爾馬赫、狄爾泰的傳統闡釋學的理論要點。

  學界一般認為,施萊爾馬赫的“一般闡釋學”是現代闡釋學形成的標志,是此前具有現代性因素的浪漫主義闡釋學思想的提升⑧。狄爾泰的體驗闡釋學則是施萊爾馬赫闡釋學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和心理學化。而伽達默爾和貝蒂的闡釋學理論則在理論形態、概念系統、基本框架上與前二者發生較大的變革,是現代闡釋學的成熟形態。為了凸現闡釋學向現代轉型時期和趨于成熟形態的區別,本文還是把施萊爾馬赫和狄爾泰的闡釋學稱為傳統闡釋學(不排斥其具有現代性),而把伽達默爾和貝蒂的闡釋學稱為現代闡釋學。

  施萊爾馬赫的闡釋學還保留著某些古典因素,它只是作為哲學的輔助性、技術性工具;但同時它又從解釋《圣經》的狹小范圍擴展到對一切文本的理解和解釋,從而成為“一般闡釋學”。它涉及理解他人和他人的作品(文本)的人性基礎、理解時整體與部分的循環關系、作者與解釋者的關系、理解和解釋的目的和標準、解釋的方法與技術等等具有普遍性的闡釋學問題。下面試對其闡釋學思想的要義作一概述。

  第一,關于解釋的必要性。施萊爾馬赫認同人通過具有共同性的語言進行思維、表達和交流的看法,他認為,“話語(Reden)是思維共同性的中介(Vermittlung),話語當然也是個體之間思想的中介。思想只是通過內在的講話而完成,并且就此而言,話語只是已形成的思想本身(der gewordene Gedanke)”;但他進而指出,“凡思想者認為必須固定思想本身的地方,那里就存在講話藝術,即把原始的思想表達出來(Umwandlung),并隨之而需要解釋(Auslegung)?!雹嵴饈撬?,凡是有思想者(個體)的話語表達,而他人(其他不同的個體)想要了解、理解其思想的意義,就必然需要解釋。這也就是對人類普遍的解釋現象進行理論考察的闡釋學產生的根據。

  第二,理解和解釋之所以可能,是根源于共同的人性基礎。施萊爾馬赫認為,一切理解和解釋都是面對他人及其作品的,解釋者之所以能夠理解它們,乃是因為他們之間存在著某種同一性即共同人性,作者通過作品敞開其人性,而讀者(解釋者)也敞開自己的人性,通過作品,解釋者進入作者及其生命活動,達到人性的溝通,從而理解作者及其作品,同時通過理解作者而理解自己。這就是理解和解釋的實質。⑩

  第三,從認識論、方法論原則出發,揭示“解釋的循環”這一闡釋學的重要規則,并提出整體主義的解決思路。施萊爾馬赫認為,一切理解本質上都歸結為整體和部分之間的循環,即部分只能置于整體之中才能被理解,而對部分的理解反過來可以加深對整體的理解。根據這一解釋的循環規則,他把理解作為一種認識和獲取知識的過程,指出“這種完全的知識被包含在一個明顯的循環之內,以致每一特殊(個別)只能由它是其部分的普遍(整體)而被理解,反之亦然。一種知識只有當它是如此形成的,才是科學的”(11)。這樣,他就把解釋作為獲取科學認識的途徑,同時也就把闡釋學納入認識論的范圍和框架。施萊爾馬赫還從方法論角度闡述解釋的循環規則,他提出闡釋學擁有兩種基本方法(語法學的和心理學的),他對其中“心理學解釋任務”從解釋的循環方面加以解析,指出:“一方面是理解一個作品的整個基本思想;另一方面是由作者的生活去把握作品的個別部分。作品的整個基本思想是作品所有個別部分由之發展的東西,而作品的個別部分則是作品內最具偶然的東西?!?12)其實,語法學的解釋方法同樣不可避免解釋的循環,他在其它地方有所說明。(13)換言之,在他看來,解釋的循環是理解和解釋的普遍規則。問題是,如何在理解中跳出“惡的循環”。施萊爾馬赫給出的答案是整體主義的思路,即在整體與部分的關系中著重維護和強調整體的決定作用。在論及理解過程中作者個體(個別)與作品整體的循環關系時,他說,“規則具有這種形式:為了精確地理解前者,我們必須已經接受整體。整體當然不等于個別的總和,而是作為結構、概要,如我們用個別的過渡所能把握的那樣”(14),顯然,整體處于理解的主導地位,只有首先把握(統一)整體,才能精確理解(作者)個體。所以,他強調,在理解作品時,“首要的任務是把作品的統一理解為它的作者的生命事實,它探問作者是如何來到這種整個作品是由之而發展的基本思想,即這種思想與作者的整個生命有怎樣的關系,以及肇始環節與作者所有其它生命環節的聯系?!?15)正是基于這個整體主義思路,他才能發現任何作者的思想歸根結底是由他的時代決定的,他說:“每一話語總只是通過它所屬的整體生命而理解,這就是說,因為每一話語作為講話者的生命環節只有通過他的一切生命環節才是可認識的,而這只是由他的環境整體而來,他的發展和他的進展是由他的環境所決定的,所以每一講話者只有通過他的民族性(Nationalit)和他的時代才是可理解的?!?16)無疑,這一見解是十分精辟的。但是,毋庸置疑,對于解釋的循環這一理論難題,施萊爾馬赫并沒能給予辯證的解答,這個任務只能留待后人了。

  第四,解釋的目的是還原作者原始意義。施萊爾馬赫與古典闡述理論相銜接的一個重要論點是,把解釋的目的歸結為對文本及其作者原初意義的尋求和重建?;謚亟ㄗ髡咭庖逭飧瞿勘?,他把避免誤解、消除距離確立為理解和解釋的基本任務,他明確地以“否定的方式來表述整個任務:在任何地方避免誤解”。(17)他分析理解中誤解產生的主要原因,認為“誤解或者是輕率的結果,或者是偏頗的結果。前者是一個別因素,后者卻是很深的錯誤。它是片面地偏愛那種近于個別心靈東西,和排斥那種外于這個別心靈的東西。所以人們在解釋中加進了和混入了作者并沒有的東西”(18),顯然,他認為誤解根源于偏離了作者原意,加入了解釋者自己的東西,所以,“誤解應當被避免(Missverstndnissoll vermieden werden)”。(19)他強調,“嚴肅的實踐出自于這樣一種觀點,即誤解是自行產生的,且在每一點上我們都必須追求和尋找精確的理解。這得自于它一開始關于什么是意義的假定,即意義只應當以語言和意圖表現它的方式被發現?!?20)這句話實際上是要求解釋者尋求對“以語言和意圖表現它的方式”即作者所表達的原來意義“精確的理解”。所謂精確,精細準確也,不可粗略,更不可偏離。

  第五,關于在理解中尋求作者意義的途徑,施萊爾馬赫提出了“歷史的和預期的,客觀的和主觀的重構(Nachkonstruieren)”的主張,努力從語言學和心理學兩方面還原或設身處地地進入作者(講話者)創作文本時的語境和心境。如他所說,“我們必須首先通過客觀的和主觀的重構使自身與作者等同?!?21)換言之,解釋者在雙重重構中回歸到作者創作文本時的情境關聯之中,“使自身置于作者的位置上”,甚至“與作者等同”。他強調說,在理解語言文本時,“由于客觀的重構,我們對語言具有像作者所使用的那種知識,這種知識甚至必須比原來的讀者所具有的知識還更精確……由于主觀的重構,我們具有作者內心生活和外在生活的知識”,特別是“主觀的歷史的重構是認識話語如何是精神的事實(靈魂的產物)”,“因為我們對講話者內心的東西沒有任何直接的知識,所以我們必須力求對他無意識保持的許多東西能進行意識”(22),即深入作者的心靈,對其“無意識保持的許多東西”進行“主觀的重構”。

  這種重構還包括解釋者“歷史的”“預期的”意義。施萊爾馬赫認為,“解釋只開始于成功地認同文本的原始意義之后”,這是“重構”的起點。但是,對于歷史上作者和文本,由于“他們與我們之間的差別”成為接近作者原始意義的障礙,所以,“這種差別首先必須通過語言知識和歷史知識被消除”(23)。只有消除這種差別,才能開始主客觀重構的進程。

  同時,開始解釋和重構時總是帶有解釋者對意義的預期。他說,“藝術的解釋開始于關于文本意義的預期,這種意義不斷被更正和修改;不嚴肅的(按:可譯為“不嚴格的”)解釋開始于關于文本意義的前見,它迫使文本去支持這種意義?!?24)這里“藝術的解釋”指“嚴格的”、符合闡釋學規則的解釋,它雖然必定帶有解釋者的某種意義預期,但是隨著對文本理解的進行,這種預期會“不斷被更正和修改”,然而不嚴格的解釋則把解釋者這種預期作為預定的前見,強迫文本解釋符合這種預期意義,這就必然遠離作者的原初意義了。后者頗有點像當今某些西方文論“強制闡釋”的味道。

  第六,從方法論的高度提出“解釋是一門藝術”。施萊爾馬赫明確指出,“解釋(Auslegen)是藝術(Kunst)”(25),進而認為,“詮釋學的整個工作可以看作藝術工作(Kunstwerk)?!?26)力圖把闡釋學建構“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27),他對藝術的和非藝術的解釋的區分“既不依賴于對象是熟悉的還是陌生的,也不依賴于對象是話語還是文本,而只是依賴于我們是否想精確地還是不精確地理解某些事物”(28)。這里“藝術的”解釋關鍵在于追求“精確地理解”作者的原始意義。所以,只有藝術的解釋才是有可能重建、接近作者意義的“好的解釋”。施萊爾馬赫指出,“好的解釋的目的只可以通過接近而達到”。但在他看來,好的解釋并非輕易可以達到的,“個別考察作品不僅永不能窮盡作品的意義,而且也不能修正這種意義。甚至最好的只是接近意義”,而不是完全達到作者意義。他清醒地看到作為學科的闡釋學還遠沒有成熟,“即使看到詮釋學理論的一切發展,我們仍不能使它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他從大量古今的解釋實踐意識到,“因為解釋如此少的成功,因為即使高級的評論也會發生錯誤,所以我們認為,我們仍距離使詮釋學成為完美藝術這一目的很遠”。(29)施萊爾馬赫對闡釋學方法論有這么高的追求,表明他不愧為現代闡釋學之父。

  施萊爾馬赫在方法論上重點強調了兩個方面:

  一是語言學和心理學方法的結合。他指出,“心理學(技術)解釋和語法解釋的共同開端是把握作品統一和創作主要特征的概觀”,“這里作品的統一,即主題,被看作激發作者的原則,而創作的基礎則被看作是作者表現在每一動機里的特殊本性”。(30)具體操作方法是,“在開始心理學的(技術的)解釋之前,我們必須知道創作者怎樣想到主題的,他如何獲得他的語言,以及其他我們關于他的特有方式所能知道的東西”。(31)而“純心理學的解釋有兩個要素。作者的組合方式(Kombinationsweise)和解釋者的組合方式之間類似愈多,對作者的觀念材料的認識愈精確,那么這種解釋就愈容易和愈確切”。(32)

  二是預期方法與比較方法的結合。施萊爾馬赫明確地說“對于整個事業(按:指闡釋學事業)來說,我們從一開始就需要使用兩種方法,即預期的(divinatorisch)方法和比較的(comparative)方法,但是因為這兩種方法經常相互回指,所以必須是不分開的。使用預期的方法,我們試圖直接地理解作者,以致我們使自身成為另一個人。使用比較的方法,我們試圖理解作品為一普遍類型,換句話說,通過與其他類型的著作的比較而發現該作品的特征。一個是人類認識的陰性力量,另一個是人類認識的陽性力量?!?33)

  以上六點,可以看出施萊爾馬赫闡釋學理論的概貌。他主張讀者(解釋者)通過對作品的語言媒介的把握深入作者寫作時的內心世界,而達到對作者和作品原初意義的理解;即運用語言學和心理學方法,設身處地地還原、重構作者(講話者)創作文本時的語境和心境,與作者一起感受最初的意義構成。顯然,在施萊爾馬赫那里,作品的原初意義只能來自于作者,闡釋的目標是接近和揭示作者的意圖和意義。它的核心理念是把解釋的目標和方法全部指向文本的作者及其原始意義。因此,其闡釋學在意義理論上無疑屬于作者中心論。對此,伽達默爾給予了準確的概括和評論,指出,施萊爾馬赫“完全關注于在理解中重建(wiederherstellen)一部作品原本規定”(34),認為“藝術作品的真實意義只有從這個‘世界’、首先是從它的起源和發祥地出發才能被理解。對藝術作品所屬的‘世界’的重建,對原本藝術家所‘意指’的原來狀況的重建”,才能揭示其“真正意義”,“并阻止對它的誤解和錯誤的引申——這實際上就是施萊爾馬赫的思想,他的整個詮釋學就是暗暗地以這種思想為前提”,目的就是“努力復制作者的原本創作過程”(36),以獲取文本及其作者的原初意義。但是,伽達默爾對這種意義觀予以了根本的否定,指出,“鑒于我們存在的歷史性,對原來條件的重建乃是一項無效的工作。被重建的、從疏異化喚回的生命,并不是原來的生命”,“這樣一種視理解對原本東西的重建的詮釋學工作無非是對一種僵死的意義的傳達?!?36)

  我們接下來概述狄爾泰的闡釋學思想。

  首先,從精神科學的高度給闡釋學定位。

  一般認為,狄爾泰是“精神科學”(Geisteswissenschaften)的創立者。精神科學是相對于自然科學而言的,它相當于全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之和。而闡釋學,在狄爾泰看來,乃是整個精神科學的核心部分。他從人類社會交往行為關系(包括對過去時代他人及其創造的個別存在物的關系)的歷史必然性出發,把理解和解釋提升到精神科學的高度來定位,指出,“我們的行動總是以對他人的理解為前提;人類大部分幸福都產生于對陌生的心理狀態的再感覺(Nachfühlen);整個語文科學和歷史科學都是建基于這一前提之上,即這種對個別物的重新理解(Nachverstndnis)可以被提高到客觀性。由此而建立的歷史意識使現代人有可能重新把握人類的整個過去:他們超出自己時代的一切界限而極目于已經過去了的文化;他們吸取了這種過去文化的力量并追享著它們的魅力:極大幸福增長就這樣對他們產生出來。如果系統的精神科學由這種對個別物的客觀把握中推出普遍的合規則的關系和包羅萬象的聯系,那么理解(Verstndnis)和闡釋(Auslegung)的過程對于這種精神科學就總是其基礎”。(37)可見,在狄爾泰那里,闡釋學的地位高于施萊爾馬赫,理解和解釋成為社會的人(及其行為)相互交流、認識歷史、吸收傳統文化,進而獲取人類幸福的前提,成為精神科學的基礎。

  其次,狄爾泰對施萊爾馬赫的闡釋學理論給予高度評價和多方面的闡發。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認為施萊爾馬赫推進了闡釋學的科學化。他吸收了溫克爾曼、赫爾德等人體現的時代和民族精神,按照一種新美學觀點進行語文學研究,并與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先驗哲學相結合,“即讓意識中所給予的東西返回到一種創造性的能力,我們這種起統一作用而又毫無覺察的能力產生了世界的整個形式,正是通過這兩種因素的結合才產生了施萊爾馬赫特有的解釋技術并確立了一種科學的詮釋學?!?38)

  (2)認為施氏改造和深化了此前的古典闡釋學,因為它們“最多只是這樣一種規則的體系,其各個部分即個別規則是為了達到一種普遍有效解釋的目的而結合在一起”,即把解釋分為語法的、歷史的、審美——修辭學的和事實的諸多功能,從長期解釋實踐中歸納出必須遵循的若干具體規則,因而還是停留在比較外在、淺表的層次。而“現在施萊爾馬赫深入到這些規則的背后而指向對理解的分析,即指向對這種目的行為本身的認識,并從這種認識推出普遍有效解釋的可能性,它的輔助工具、界限和規則”。比如他通過對文學創過程本身的生動關系深入把握,“把理解分析成再創造(Nachbilden)、再構造(Nachkonstruieren,亦譯“重構”)。在對富有生命力的文學作品創造過程生動直觀中,施萊爾馬赫認識到了另一種過程的條件,這另一過程是由文字符號理解一部整體作品并由此進而理解其作者的目的精神氣質?!?39)這就把解釋深入到作家創作文學作品時的心靈深處。

作者簡介

姓名:朱立元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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