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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國際主義論析
2019年10月09日 09:56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京)2018年第20189期 第109-127頁 作者:郭樹勇 字號
關鍵詞:中國學派;文化?;?世界秩序;文化走出去;國際主義

內容摘要:

關鍵詞:中國學派;文化?;?世界秩序;文化走出去;國際主義

作者簡介:

 

  一 從三類文化?;轎幕手饕?/strong>

  在既定的物質與歷史環境中,文化與政治互為建構、相輔相成,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在世界秩序的轉型前夜,由文化運動和文化建設引領和激活政治發展和秩序變革的例子并不罕見。特別是在?;?,以文化來創建秩序往往成為秩序轉型的切入點。因此,對文化?;姆治鍪茄芯渴瀾韁刃蟣涓锏鬧匾揪?。

  (一)“例外論”“威脅論”與中國文化的外向性

  矛盾分析是研究國家治理的基本方法。關于當前中國外交的約束性條件,近年來大致形成了三類觀點:一是中國外交受制于中美結構性矛盾,二是中國文化與世界文明通達不夠,三是中國的全面崛起被人為妖魔化。應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不但融入了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核心的世界經濟體系,而且在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二十國集團(G20)等多邊國際機制中擁有了更強話語權。不過,在社會和文化外交方面,雖然中外交流持續不斷,部分領域迅速發展,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多邊文化機制中影響力越來越強,但是也必須承認,中國在文明對話、文化交流、國家形象建構、國際間互信建設和命運共同體構建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面臨挑戰。在國際上新一輪孤立主義、單邊主義、民粹主義、“中國威脅論”等思潮的影響下,中國面臨著“文化例外”“文明孤立”“文化威脅”的困局。①

  “文化例外”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中華文化本來就是一個開放文化,改革開放以來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強勁影響,越發呈現出東西相通的特點。然而,隨著世界經濟大國地位的逐漸確立和文化民族主義的興起,不少大國在成長歷程中曾出現過的精神現象也多多少少在中國出現,那就是宣揚本民族文化最優以及民族文化特殊性,即“例外論”的文化思想。雖然中國并不主張文化例外主義,但是強調國情和特殊性的做法如果在話語實踐中遭到誤讀,或者被別有用心地加以曲解利用,中國文化就會逐漸被渲染為世界各文化中的異類。

  “文化例外”的進一步表現是“文明孤立”。如果說“文化例外”只是一種內在思想,那么“文明孤立”就是一種被國際環境建構起來的外在的文化和政治現實。雖然世界文明各有特色,但是不同文明在國際社會化和全球化的作用下,確實呈現出越來越多的相通性。大國成長中的政治智慧是努力把本國文明建設為符合國情但又與國際社會相通的形態,而非完全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獨特類型。當前中華文明的經濟形態與世界的主流經濟形態既有相似性也有相異性,其中相似性的比重被認為越來越大。然而,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形態則被不少觀點解讀為相異性大于相似性,而且正呈現出更大差異。這種國際政治的觀念建構有反華政治操作的背景,實質上是一種文明融入與文明孤立的政治斗爭。

  對于中國來說,正在復興的文明會被誤讀為“文化例外”或“文明孤立”可謂百思不得其解。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何以反被視為“世界文化的異類”呢?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外向性?;?,這一?;諍艽蟪潭壬鮮欠椿屏Χ褚飩ü蠱鵠吹?,但又不能說與中國自身的文化實踐毫無關系。實際上,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群體的崛起,當今世界進入了歷史發展的轉折期和秩序變革的過渡期。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調整是這一時期國際政治的重要內容。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什么樣的外交和國際關系理念更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人類的共同利益,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理論問題。這個問題處理得好,不但有助于消解“中國威脅論”,還能夠為世界秩序建設貢獻中國智慧和新的理論視角。如果處理不好,中國文化就會出現外向性?;?。所謂外向性?;?,就是中國文化在重建及傳播過程中,非但沒有實現自身優秀文化的擴散,反而在嚴峻的價值觀斗爭中,因為不當的傳播理念、制度和路徑,反而將不良文化傳播出去。甚至優秀文化(如孔子學院)也會遭到誤讀,被文化接收者反感甚至視為威脅,本來旨在消解“中國威脅論”的文化戰略,反而可能成為新的“中國威脅論”的催化劑。

  (二)區域治理中的“文明沖突”與地緣政治回潮

  冷戰結束后興起的“文明沖突”既存在于全球政治也存在于地區政治之中。②雖然全球范圍內的文化沖突并不常見,但是由于“預言”指出世界性的權力轉移將在大國或大國集團之間發生,因此,在社會建構的邏輯下,文化沖突的政治效應遭到放大,外溢為全球影響。在地區內或區域間,文明或文化沖突則時隱時現,頻繁發生,成為對地區穩定和國家間合作的嚴峻威脅。區域文明沖突的激化有三個主要動因。第一,被冷戰壓抑的地區文化沖突仍然處于反彈的亢奮期,其與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宗教復興和逆全球化等思潮相結合,加劇了地區內的文化沖突。2017年以來,中東地區的卡塔爾、伊朗、敘利亞和土耳其等國趨于結成聯合陣線,與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國對抗,其背后有著深厚的教派和民族沖突背景。近年來,朝鮮、韓國與中國在世界非物質遺產申報過程中不乏相互較量,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相關歷史問題上還在與中韓對峙,這些都影響了東亞區域合作。

  第二,國際移民引發了文化融合困境,地區文化排外主義和文化不適共同釀成區域治理難題。冷戰結束以來,歷次國際經濟?;家⒘碩涎塹厙吶嘔碩?。在今天的歐洲,文化沖突隨著新一輪的國際移民潮而愈加明顯,甚至引發了歐洲的政治分裂。伊斯蘭文化與以基督教文化為基礎的歐洲文化產生了激烈碰撞,對歐洲的文化認同產生了重大影響,激起了歐洲文化民族主義的反彈和高漲。據美國皮尤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數據,2016年歐洲穆斯林占總人口的4.9%,其中30個歐洲國家穆斯林的總人數從2010年的1950萬增至2580萬。未來,即便穆斯林移民歸零,到2050年歐洲穆斯林占人口的比重也將從4.9%增加到7.4%。穆斯林已經是歐洲最龐大的少數文化族群,此外穆斯林的人口增長率還一直高于非穆斯林,前者的平均生育率為2.6%,后者僅為1.6%??梢栽て?,未來歐洲穆斯林還將持續增加,這引起了部分歐洲民眾的強烈焦慮。③以北歐的政治和社會轉型為例,“挪威、荷蘭等西歐和北歐國家一度奉行寬松自由的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主義,成為移民融入領域的典范。然而這些國家近來也紛紛開始收緊外國人政策,例如荷蘭自2003年起執行歐洲最嚴厲的移民限制,融入課程、入籍考試以及家庭團聚前的語言測試都成為有約束力的規定,該國議會還于2011年6月底應動物?;さ車奶嵐竿ü趵?,禁止在猶太和穆斯林教徒中常見的放血屠宰牲畜的做法。瑞士全民公投通過法令,禁止建造伊斯蘭教宣禮塔;法國、比利時等國先后頒發穆斯林長袍禁令,世俗化程度極高的法國亦禁止在公立學校佩戴宗教飾物。④歐盟的火車頭德國與法國都承受著國內政治的巨大壓力,在接納穆斯林移民方面不斷倒退,向保守主義的政治勢力妥協,這間接減緩了歐盟一體化進程。

  第三,單邊主義和地緣政治的回潮加劇了區域文化沖突?!扒咳ㄕ魏偷ケ咧饕宥閱承┱私形吹玫焦噬緇崛賢那苛Ω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干預一方與被干預一方屬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圈,就特別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間的誤解和紛爭。美國未經聯合國授權貿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一例,西方列強軍事干預利比亞、敘利亞,實施政權更迭也是如此,結果使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乃至中東和全球不同民族、宗教、教派、地區之間的矛盾激化?!雹菸餮潛狽塹厙喚鲇性疾柯?,還有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以及基督教群體(如埃及有10%的民眾屬于基督教信仰的科普特教會)。在伊斯蘭教內部,還有什葉派、遜尼派等不同教派的文化對立。哪怕是在一種教派文化主導的國家里,還有世俗文化與保守文化的斗爭。近年來,美國從世界秩序的維護者和全球化的推進者的立場上后退,視角從全球政治轉向地緣政治。非但沒有積極締造中東和平,反而利用中東地區文化沖突的各種矛盾和隱患,支持某些中東大國挑起新海灣?;?、敘利亞?;屯煉湮;?,企圖點燃文明沖突的導火索,并部分達到了目的。

  (三)世界文化秩序的適應性?;?/p>

  當前世界秩序的最顯著特征是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之間的嚴重失調?;謊災?,世界秩序存在結構性與進程性的雙重矛盾。結構性矛盾是指世界的經濟和權力競爭重心在空間上轉移到了亞太地區,更加具體地說是東亞、南亞和東南亞。該地區有美國、加拿大、墨西哥、俄羅斯、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尼西亞、印度、澳大利亞等10個G20國家,再加上南美洲的阿根廷和巴西,可謂大國如林。世界舞臺上反對恐怖主義、核擴散、霸權主義和分離主義的國際政治斗爭大多發源于亞洲。新興國家通過聯合國和安理會、G20、金磚國家等國際機制增進自身的合理利益,推動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漸進性變革。總體上講,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基本上相互適應、相互協調。但是,國際文化秩序的發展與政治和經濟秩序并不匹配。當今世界的文化秩序還是由歐美國家主導,集中在巴黎、柏林、紐約等國際化大都市。從歐洲難民?;?、“限穆令”等情勢發展看來,世界文化秩序中仍然存在“西方壓迫東方”的邏輯。英語仍然是最主要的世界通用語,諾貝爾獎的評審在根本上還是奉行西方標準,好萊塢提供的“最優秀”的文化產品還在宣揚西方價值觀。

  進程性矛盾是指經濟、政治與文化全球化的步調差距過大,造成了“人心不穩”。費孝通1992年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指出:“目前導致大混亂的民族和宗教沖突反映了一個人類心態失調的局面,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更大規模的戰國時代,這個時代呼喚一個新的孔子,他將通過科學,聯系實際,為全人類共同生存下去尋找一個辦法?!雹扌奶У骶褪俏幕刃虺雋宋侍猓何幕荒馨捕偃死嘈牧?,利欲熏心造成天下失序。費孝通后來進一步指出,文化全球化跟不上經濟全球化的步伐導致了國際政治中出現了大問題。具體而言,1492年后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商品全球流通快速發展,但是各地的政治體制千差萬別,這導致前者的發展并不順暢,直到1648年才在歐洲建立起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到了20世紀中期,世界才實現了“低級”的政治全球化,即建立起普遍性的民族國家體系。這一歷史過程揭示了經濟、政治和文化發展中的規律性,由于經濟比政治更加活躍,因此也更容易擺脫文化的約束。個體主義根據激勵做出理性選擇,其是國際交往中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其通常以生產、貿易和金融等形式發揮作用。集體主義是大局觀照下的談判、妥協、服從和集體行動,往往以國家、國際組織等形式發揮作用;社群主義則是尊重長期集體認同和傳統習慣的價值偏好,其往往以家庭、族群和民族精神的形式發揮作用。不過,與歷史上的文化治理只是相對遲緩不同,當前世界文化秩序的變革嚴重遲滯于政治和經濟秩序變革,全球文化治理出現過高赤字。

  (四)世界性文化?;碌鬧衛硭悸罰何幕手饕?/p>

  三種秩序的不協調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國際政治、經濟和文化體系的發展越來越不均衡;二是世界文化體系出現了結構性矛盾和進程性沖突,規范價值與理念價值、實用價值極不協調,出現了社會秩序的“失范”;⑦三是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內部沖突加劇,文化的一致性趨向被多元性趨向取代,削弱了文化秩序的整合性和有效性,影響了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和發展。但丁(Dante)說人類文化的目標是世界和平,世界重建和文化治理的最終目標也應當是和平與幸福。⑧當前的文化治理與以往不同,不再是在同質文明的內部動員與實施,而必須在異質文明之間想出辦法;不能用文化征服的方式對待多元文明,而需要多元共生;文明不僅僅是作為一種環境和社會基礎來發揮作用,而是要建構全球政治,滲透到全球經濟治理的規則和話語之中,以塑造更加健康、公正、包容的世界經濟秩序。

  綜上所述,既然世界與中國都在不同層面上面臨克服文化?;?、重建文化秩序的任務,那么應當如何著手呢?單個民族國家的軟實力顯然不足以承擔如此重任。一方面,民族國家體制本身就存在一定問題。正如學者們近年來所認識到的那樣:“過于單一和齊整化的民族國家思維對內無法化解邊疆與民族問題,對外無助于緩和與周邊國家的主權爭端。在民族國家同一性思維之外,應該補充帝國富有彈性的多樣性和多重體制予以平衡”。⑨另一方面,歷史上的霸權國家已經很難繼續依靠帝國主義政策來進行文化統治。最新的帝國形式是美國的霸權統治,其在全世界正在遭遇越來越多的抵抗。不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文化多樣性宣言批評了美國的文化帝國主義,來自印度、伊朗、俄羅斯和中國等東方國家的文化抗爭也不絕于耳。文化競爭方興未艾,文化產業呈現多極化發展趨勢。來自伊斯蘭世界、拉美地區和亞洲國家的大量移民正在逐漸改變美國文化霸權賴以生存的族群基礎。美國霸權的經驗表明,通過現代化大國霸權治理的方式來構建文化新秩序,不但容易滑向帝國主義,而且將因為巨大的成本而不堪重負。因此,重建文化秩序不能走霸權穩定論的老路,必須尋求全球治理的方式,動員全體國際社會成員參與全球文化秩序建設。

  世界文化秩序的重建存在一種多層次、多力量、多方式的文化共治的可能性,⑩不妨把這種文化共治的思想稱為文化國際主義。(11)文化國際主義不是基于種族,也不是基于民族,它是各種文化概念的綜合體。文化國際主義反對文明沖突,也反對文化帝國主義,試圖走一條文明調和主義的國際主義路線。正如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所言:“吾東方今既控制世界之潮流,當以世界之問題,引為吾人之問題,發揮東方之文明,使與地上各國之歷史相調和?!?12)文化國際主義并不是突然出現的意識形態,而是隨著全球化的大潮而來,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呈現形式和歷史使命。時代需要中國正確處理文化領域主權護持與改革開放的關系,以開放來解決文化秩序問題。無論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是創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都有必要更加重視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與普遍性及其與世界秩序的關系,關注人類的共同價值觀。

作者簡介

姓名:郭樹勇 工作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

職稱: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蔡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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