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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性
2019年09月11日 14:12 來源::《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武漢)2019年第20191期 第60-64頁 作者:馮黎明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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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種人文學科知識活動,文學研究在思想資源、知識依據、闡釋技術等方面都體現出一種“跨學科”的學理特性。由現代高等教育和現代學術體制的維度觀之,文學研究雖然以“中文系”、“文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等名稱存在于當代中國的學院體制之中并且有著自己訂立的學科化的知識域限和運作規則,似乎它能夠像其他自主性的現代學科一樣“合法”地占有一片外學科無法進入的知識學領地。但是,近代以來“分科立學”的現代性知識學工程展開的歷史告訴我們,文學研究并沒有跟上各類現代學科知識體系“自立門戶”的步伐,因為文學研究迄今為止并沒有形成一套“自有知識產權”的學理規定性。正因為這樣,近二十年來文學研究日益靠近文化研究——文學研究學科身份的漂移不定使得它本能地把文化研究的跨學科性當做了自己的“宿命”。

  在這個問題上學界最大的誤解在于,我們總是把文學研究跟其他學科知識的差異性當做文學研究“自立門戶”的合法化依據,比如我們總是相信有“詩學”、“審美”、“文學性”一類的“絕對自我”把我們跟其他學科分離開來并且讓我們跟其他學科平起平坐。在我看來,文學研究跟其他學科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兼容性地包涵著所有學科知識,它存在于全部學科知識的交叉地帶。如果說文學研究能夠成其為一種自主性的學科知識活動的話,那么這也不是因為文學研究有著特殊的“核心技術”,而是因為文學研究能夠將幾乎所有學科的知識兼容為一個“超學科”的意義闡釋體系。這種跨學科性就是文學研究的知識生產的基本機制,它賦予文學研究以一種“學科間性”的知識學特質。

  首先,從近代以來的文學研究歷史來看,文學研究總是在各類外學科的交叉影響下尋找知識生產的機制。知識的學科化是現代性工程的一個重要項目,這一項目跟隨著現代大學和現代學術體制的成型而逐漸完成。知識的學科化用“分解式理性”①為現代知識生產的持續增長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其典型的體現乃是現代大學的“分科立學”?!胺摯屏⒀А筆竅執笱逯頻摹暗諞輝懟?,沒有“分科立學”就沒有諸如理論物理學、分子生物學等這樣一些成就斐然的“顯學”。但是文學研究在“分科立學”的現代性工程里的命運卻十分尷尬,它一方面失去了在古典知識學中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無法滿足“分科立學”所要求的學科身份的自主性條件——文學研究僅僅只是在知識對象范圍的意義上有著相對的確定性?!胺摯屏⒀А閉庖幌執緣鬧堆咔蠼抖韻?、思想資源、闡釋技術、概念體系等方面的自主、自立、自洽視為知識的學科屬性獨立自主的界定原則,而從文學研究在近代學術史上的表現來看,它還沒有具備與這些原則完全相吻合的條件。關于文學研究在現代知識生產體制中學科身份獨立性“未完成”的問題,筆者在《文學研究:走向體制化的學科知識》[1]一文中有過較為詳盡的論述,在此不再贅述。相比較而言,在現代大學的學科之林中,從學術性的知識生產來看,文學專業大概是最“雜”的,無論是知識對象、闡釋技術,還是思想資源、價值準則,文學研究似乎都缺乏“學術共同體”應有的同一性。作為學術性的知識生產,文學研究的“雜”,既是它學科身份屬性漂移的表現,也是它特有的一種“學科性別”的表現。

  其次,從文學研究的對象屬性來看,隱喻性的語言活動先于學科界分的知識學實踐。近代以來,在康德美學的“藝術自律論”的引導下,文學理論一直在致力于尋找文學自主性的合法化依據,比如用“審美特性”、“藝術規律”、“文學性”等等來界定文學的所謂特殊屬性并為文學構建自主性的存在基石,但是這些建立所謂“詩學”的努力大多是喧囂一時而終歸沉寂,諸如形式主義的詩學理論、結構主義敘事學等等。何以如此呢?因為這些理論都是從某一個單獨的學科知識包括文論家們設想的所謂“詩學”角度解釋文學,而文學活動卻是先于知識的學科化存在的。文學發生于語言與世界的交際,它是意義的生成——是一切意義的生成,而非某一類型(比如政治的、宗教的、倫理的、審美的,等等)的意義的生成。學科性質或者專業化的知識,是文學性的前學科意義被形式化、類型化的結果,所以我們是無法將對文學的意義闡釋限制在某一學科性知識——哪怕是美學學科的抑或是那個子虛烏有的詩學學科的知識的范圍之中的。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說:“藝術讓真理起源?!盵2]72根據海德格爾的完整論述,這里所說的“藝術”,實際上指的是“詩”?!耙帳躒謎胬砥鷦礎閉庖凰搗ǖ納畈鬩饉際?,當我們把文學作品視為“真理的起源”時,文學作品的出場就意味著意義的生成,“意義”在其“起源”之時是沒有“學科身份”的。既然文學以一種“前學科”的方式存在,那么我們對文學的意義闡釋——意義的闡釋是文學研究的核心任務——也就不可能僅僅只是限于某單一的學科視界。在這一意義上來說,被人們指責的“過度闡釋”,恰恰是文學研究之學科特性的體現。

  第三,從文學研究方法的非自主性來看,文學研究并未形成一種自有“知識產權”的方法。任何一種具備了自主性的知識學身份的學科知識體系都有著相對統一的方法,比如“思辨”之于哲學、“文獻考據”之于歷史學、“田野調查”之于社會學,還有“審美經驗描述”之于藝術學等等,方法論意義上的自主性是某一類知識在現代學科體制中獲得獨立身份的重要條件。但是我們很遺憾地看到,文學研究在這方面一直沒有能夠取得自立門戶的資格,其原因就是文學研究沒有“學科”意義上的統一方法。我們的中國古代文學專業長于文獻考據方法,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長于“閱讀經驗描述”方法,而文藝學專業則長于思辨方法;結構主義詩學倡導“句法分析”方法,神話原型批評推崇“考古學”方法,馬克思主義文論則主張“批判”方法,等等。近代以來的文學研究可謂是“一代有一代之方法”,而且不斷翻新,層出不窮。按照后結構主義的理論,方法并不僅僅只是一個闡釋技術的問題,它進而涉及到對對象的屬性和價值的本體論界定的問題。文學研究中方法論的“百花齊放”或者“雜草叢生”的背后是文學研究學科身份的漂移不定,而這種學科身份的漂移不定又彰顯出文學研究特有的知識學屬性,那就是“跨學科性”。不過近幾十年來文化研究的崛起似乎為文學研究在方法論層面上超越學科體制的限制探索出了一條新路,這就是文化研究所運用的“批判性話語分析”方法。作為20世紀人文學科知識的一次綜合性實驗,“批判性話語分析”凝聚了整個20世紀人文學科方法論的成就,是一次比較成功的跨學科實驗,同時這一方法跟文學研究的跨學科屬性也比較契合。關于“批判性話語分析”的學理特性,可參考艾倫·盧克(Allan Luke)的《超越科學和意識形態批判——批判性話語分析的諸種發展》[3]一文,此處不詳細討論。

  第四,從文學研究的知識學依據的漂移來看,康德美學誕生以后的文學研究就是一部“當代顯學”在文學學術界殖民的歷史。就像貢巴尼翁說的那種現代性的“新之崇拜”一樣,19世紀中期以來的文學學術,也是一部“亂紛紛你方唱罷我登臺”的所謂理論創新史,只可惜這部歷史的內涵卻是各種外學科的新潮流持續地影響文學研究并且不斷塑造文學研究的新范式,而其中幾乎找不到文學研究自身的知識學創新成就。關于這個問題,筆者在《文學研究的學科自主性與知識學依據問題》[4]一文中有過較為詳實的敘述,這里也不詳細討論了。進入20世紀后,結構語言學統治過文學研究,形成了形式主義文學理論;文化人類學統治過文學研究,形成了神話原型理論;弗洛伊德主義統治過文學研究,形成了精神分析學文論;語義學統治過文學研究,形成了新批評;現象學統治過文學研究,形成了闡釋接受理論,等等。這些外學科的“顯學”在它們自己的學科場域里創造出全新的概念體系、闡釋技術和價值準則,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而在知識學科化時代里創新動力弱化的文學研究則試圖將這些顯學引入文學研究領域作為自己的新的知識依據,從而尋求到知識學的創新路徑。于是20世紀以來的文學研究領域就出現了美國學者Julie Thompson Klein稱作Interdisciplinarities(學科互涉)的現象[5]124-162,這一現象導致一些文學學術知識分子對自己的文學研究專業是否會走向“學科終結”而憂心忡忡。在我看來,這種憂慮完全是多余的,因為文學研究的跨學科知識學屬性使得這一專業本身的合法性——“學科間性”足以將一切新學聚合成為新的闡釋技術從而獲得自身存在的條件。

  第五,從文學研究的思想資源的非自主性來看,近代以來的文學研究一直就是各種意識形態“跑馬圈地”的場域。就像各種外學科知識前赴后繼地在文學研究領域里“殖民”一樣,近代以來的各種意識形態也因為文學研究缺乏學術共同體的統一性而侵入文學研究領域,在文學研究領域“占山為王”以至于挑起“文化戰爭”。古典時代的神學本體論解體之后,“分解式理性”給予人以“為自己立法”的權力,因此各種知識得以從自身的歷史和結構中建構各自的價值系統,比如實證主義就成為現代史學的知識學價值訴求,再比如審美主義被現代藝術學尊為普遍價值,等等。像自由主義、結構主義、審美主義、科學主義、社群主義、保守主義、馬克思主義這樣一些影響了現代世界的思想體系,都不是由文學學術知識活動生產出來的,甚至恰恰相反,文學學術知識活動倒是要向這些思想體系借取意義闡釋的價值尺度,這些“主義”于是成為了文學研究的思想資源。1980年代的美學熱曾經用“審美意識”、“藝術規律”等概念引導文學研究,文學學術知識分子們把“審美”當成文學活動的世外桃源,以為在美學的統治下文學研究將會獲得真正獨立的學科身份。美學或許可以作為藝術學的思想資源和知識依據,而文學的意義要大于審美,把文學限制于審美這一“小世界”之中,其結果就是文學的與世隔絕、孤芳自賞,就是文學失去批判精神,也就是文學研究失去思想創新的功能。事實上文學研究在當代人文學術領域里正日益變成一個可有可無的小角色,因為我們無視文學意義的“前學科”性質,把文學研究限制在某一特定的“學科”或者“主義”中。文學研究遠離塵囂之日就是文學研究自廢武功之時。

  知識的學科化界分(即所謂“分科立學”)是現代性工程的產物,也是現代性在知識學領域里的體現。早在康德的時代,高等教育中的學科解分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檔巒砟晷垂斷悼浦?,討論哲學系跟神學、法學、醫學這些“高級學科”的關系②。作為現代性工程的設計者、啟蒙的旗手,康德并不反對知識生產領域的學科解分,但是他認為把等級秩序引入學科分類有違學術自由的原則??檔輪?,高等教育里的學科分隔愈演愈烈。正如美國教育學家伯頓·克拉克所言,學科的專業區分是現代高等教育的“第一原理”[6]35。學科的界分就像社會分工一樣有力地促進了知識生產,但是進入20世紀后人們也看到,學科界分一方面推進了知識生產的精確化、細致化,另一方面又使得知識生產趨于狹隘和單一,因此進入20世紀后,思想文化領域里開始出現對學科界分體制的反思。胡塞爾晚年在《歐洲科學的?;氤橄窒笱А芬皇櫓腥銜?,知識的學科化尤其是實證科學的普及,導致生活世界被“幾何學的理性”殖民。以霍克海默等批判理論家為代表的一些知識精英們提出“跨學科”的知識學主張,要求突破學科界限,構建一種多學科交叉的知識學視界。丹麥奧爾胡斯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斯文·埃里克·拉森對學科化與跨學科兩種知識生產方式的生成和功能做過細致的描述,他由歐洲學界的經驗入手闡述了學科化體制對知識創新的阻礙[7]。其實學科化思維的阻礙作用影響最大的莫過于文學學術界,因為文學研究的知識學屬性跟學科體制直接對立。鑒于文學研究的基本任務乃在于對隱喻性話語的意義闡釋,我們可以說,文學研究是“無學科性”或者“超學科性”的,只是我們受制于學術職業而無法脫離體制化的學科分類系統,所以文學研究的“無學科性”或者“超學科性”只能表現為兼容各個現代學科知識門類的“跨學科性”。從近代以來的知識生產的歷史看,學科化與學科交叉一直是知識創新的兩條路徑。文學研究則在這兩條路徑之間徘徊不定,形式主義、新批評等堅持學科化的學術立場,神話原型理論、文化研究等力圖超越學科視野。不過從20世紀中葉以后的思想文化歷史來看,文學學術領域的主旋律是學科互涉。

  現代學術體制形成之后,知識的學科化跟知識的實證化、形式化一起構成了現代性的知識學屬性③,因此某一種知識想要在現代學術體制中獲得一席之地,就必須要有自主、自立和自洽的知識學屬性。跟那些完全具備了獨立的知識學屬性的學科知識體系相比較,文學研究在現代學術體制中的地位有些尷尬,它雖然在大學和研究機構里占據了一個職業性質的位置,但是在學理上它又不得不靠“借貸”過日子。所以我們看到,自康德美學出現之后,在“藝術自律論”的影響下,文學研究一直在尋求自身獨立的知識學身份。從形式主義到新批評,文學學術知識分子們就不斷地在“美學的”、“詩學的”、“文學性的”等概念下尋找文學研究的學科屬性,直到當今中國學術界,人們對文化研究的“過度闡釋”頗有微詞,企望用“詩性”或者“審美”等限定性概念為文學研究的自立門戶構建合法性?!耙帳踝月陜邸筆墻魈迓壅苧г諫竺牢幕煊蛑械奶逑?,以“藝術自律論”為學理支點構建文學研究的學科知識體系同樣體現了文學研究的主體論訴求,這種主體論的訴求為文學研究設定了一個獨立的知識學主體,那就是美學。但是進入20世紀后,主體論哲學開始暴露出“現代性之隱憂”,在弗洛伊德主義、結構主義、分析哲學等的沖擊下,出現了“主體的退隱”(彼得·畢格爾)現象。伴隨著“主體的退隱”而浮出地表的是“主體間性”?!爸魈寮湫浴毖由熘廖難а趿煊?,于是就有了以“互文性”為代表的“去中心”思潮,而這種“去中心”的反本質主義思想取向又使得文學研究引入“主體間性”概念,將文學活動置于多重主體“對話”的意義生產機制中加以詮釋。在“主體間性”取代“主體性”的思想史轉型背景下,文學研究步入“跨學科”的知識學路徑,恰恰是適應了當代人文學術發展的歷史趨勢?!爸魈寮湫浴筆右爸械奈難а芯坑卸喔鮒堆У鬧魈逶諮運?,美學的主體、語言學的主體、倫理學的主體、心理學的主體、社會學的主體、歷史學的主體……

  其實我們完全不必為文學研究學科身份的不確定而灰心喪氣,在我看來,學科身份的漂移恰恰是文學研究在知識學意義上的優勢所在。1991年筆者在《語言學的文學本體論論綱》一文中曾經嘗試著給文學下了一個定義:“文學是人類語言能力的自由實現”[8]。我是依照海德格爾關于“詩意地棲居”的說法把文學視為人類語言的起源,就是說,當語言活動自主性地、亦即在發生學意義上——因而也必然是隱喻性地展開其“理解”功能時,被語言言說的“意義”只能是“詩性”的——因為“隱喻”恰恰就是“詩”的顯性特質④。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文學(詩,或者隱喻性的意義言說)是一切意義的起源,而后于這文學性言說的“意義”以及這“意義”被學科化、形式化或者實證化而形成的“知識”,都是文學性語言活動的“子孫后代”,諸如各種學科性的意義言說,其起源之處都是隱喻性的語言活動,也就是文學性的語言活動。就此而言,文學研究的對象先于知識的學科化,進而也就是,文學研究不應該受到知識學科化的限定,或者說學科化的知識分類沒有限定文學研究的知識學域限的權力。文學作為人類語言能力的自由實現給予了文學研究以突破知識學科化體制限定的學理依據,因此對文學的意義闡釋必然是跨學科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跨學科乃是文學研究的“學科”屬性。文學研究超越哲學、歷史學、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美學等學科,但是它又能夠以哲學、歷史學、社會學、語言學、心理學、美學等為知識學依據來進行文學闡釋。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性意味著文學研究可以在所有外學科上建立文學闡釋的知識學視界,同時也不受任何學科知識系統的限制。在我看來,如果存在著所謂“詩學”的話,那么它肯定就是一種包容了所有學科知識而又超越了所有學科知識的“無學科”性質的意義闡釋技術。

  不過這里必須說明的是,并非人類現有的全部學科知識都能夠被文學研究“拿來”當做知識依據進行跨學科的意義闡釋實驗。能否進入文學研究的“法眼”并且可以給文學研究提供創新性的知識依據的學科知識,這取決于那些外學科跟文學研究的距離遠近。相比較而言,靠近文學研究的學科知識,諸如哲學、語言學、歷史學、藝術學、心理學、社會學、美學等,當然比較容易被文學研究納入知識視野并從其中借取知識依據、思想資源和闡釋技術,而距離文學研究相對比較遙遠的學科知識,諸如數學、物理學等等,則很難影響到文學研究?;褂幸恍┭Э浦?,在特定的語境中也可以給文學研究提供某種創新性的知識視界,比如醫學,它可能被文學研究拿來作為研究作者精神狀態的依據;再比如經濟學,它可能被文學研究拿來作為研究某一時代文學興盛或者衰落之原因的知識依據。

  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性并不是要文學研究時而對文學進行政治學闡釋時而對文學進行宗教學闡釋時而又對文學進行心理學闡釋,等等。文學研究的跨學科性的要旨是,文學研究能夠以任何學科知識為知識學的依據對文學進行闡釋,而最重要的是超越這些有限的單一學科知識視界,把所有學科知識的思想資源、學理依據、闡釋技術凝聚為一個特殊的闡釋視界,從跨學科性進而發展出來一種“學科間性”的、看似無學科特性但內在地兼容著諸多學科知識的闡釋系統??繆Э菩緣奈難а芯康某跏冀錐問且桓鲇忠桓齙匾臚庋Э浦獨炊暈難Ы幸庖宀?,經歷各種學科知識的思想資源和闡釋技術的“鍛造”,最后形成一種“無學科性”——其實也就是“前學科性”、“學科間性”的意義闡釋的理論話語。在我看來,“批判性話語分析”的研究方法就體現了這種“學科間性”的知識學特質,因為這一方法乃是精神分析心理學、結構語言學、批判社會學、分析哲學等聚合發生化學反應的產物。批判性話語分析認定文學性的意義經驗的“前學科性”,同時擺脫了某個單一學科(美學或者語言學等等)對文學性意義經驗的闡釋限定。

 ?、儼槎埂ぬ├趙凇蹲暈業母矗合執賢男緯傘?韓震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一書的第八章中認為,笛卡爾的“分解式理性”乃是由奧古斯丁的古典“內在化”轉向現代“自我”的關鍵?!胺紙饈嚼硇浴蔽死嘧叱齬諾渥芴寤緞翁?,構建“分科立學”的現代知識形態,提供了主體條件。

 ?、誑檔碌摹斷悼浦肥杖胨娜畚?,即《哲學系與神學系的爭執》(1794)、《哲學系與法學系的爭執》(1795)、《哲學系與醫學系的爭執》(1798)。中文參見伊曼努爾·康德:《論教育學》,趙鵬、何兆武譯,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酃綽硭谷銜執緣墓婊齜矯嫻哪諶?,即“客觀的科學、普遍的道德和法律與自主的藝術”。(參見哈貝馬斯《現代性對后現代性》,周憲編《文化現代性精粹讀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頁)“客觀的科學”是不能完整地概括現代知識的特性的,筆者認為,除實證化的客觀知識以外,知識的“學科化”和“形式化”同樣體現了現代性在知識學方面的特性。

 ?、芟執枷脛?,將文學性視為語言的“生成”、“出場”即未經異化的本源狀態,得到許多思想家的認可。跟海德格爾在“真理的起源”意義上解釋詩的存在性相類似,本雅明也認為,詩是一種“命名的語言”,而人類語言的本質就在于給予存在以“命名”。依照本雅明的思考,我們可以說,詩是人類語言的本性的體現。

  原文參考文獻

  [1]馮黎明.文學研究:走向體制化的學科知識[J].文藝理論研究,2011,(4).

  [2]M.海德格爾.詩·語言·思[M].彭富春,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3]艾倫·盧克.超越科學和意識形態批判——批判性話語分析的諸種發展[M]//文化研究(第5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4]馮黎明.文學研究的學科自主性與知識學依據問題[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2).

  [5]朱麗·湯普森·克萊恩.跨越邊界:知識·學科·學科互涉[M].姜智芹,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6]Burton R.Clark.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Academic Organization in Cross-National[M].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

  [7]斯文·埃里克·拉森.備受爭議的概念:跨學科的歷史及文化碰撞[J].探索與爭鳴,2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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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馮黎明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蔡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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