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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建設的轉折性實踐 ——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實踐的先行展開
2019年09月18日 14:48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鄧齊濱 字號

內容摘要:城市法制的實踐是中國革命法制道路“生死攸關”的重要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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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經過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全國解放戰爭,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中國革命法制也隨之經歷了從農村根據地的法制建設到城市解放區的法制建設的轉變,逐漸建立了新中國法制體系。在法制從農村到城市、從區域到國家的轉折中,城市法制建設成為連接農村根據地法制建設與新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因此,城市法制的實踐是中國革命法制道路“生死攸關”的重要轉折,更是新中國法制建設的重要經驗來源。

  哈爾濱作為全國最早解放的大城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引領下,以農村根據地的法制建設經驗為基礎,開始了城市法制建設的首次探索。這次探索正是從根據地的區域法制建設向新中國國家法制建設轉變中的重要轉折性實踐。

  憲制立法的轉折性實踐

  由于農村與城市在社會形態上的巨大差異,農村根據地法制建設在城市“水土不服”的現象時有發生。城市市民階層已經與農村根據地“耕者有其田”的農民權利需求不同,必須從憲法性文件的制定上滿足市民階層的權利需求?;詮踅夥徘鞘姓ǖ南質敵枰?,1946年,哈爾濱市臨時參議會以民主的形式通過并頒布了《哈爾濱市施政綱領》。該綱領第一條即明確規定:“建立民主政治,實行普遍、平等、直接的選舉制度”,拓展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權利主體的范圍,將市民各階層納入了民主參政范圍,創造性地將人民民主原則在城市各階層中展開,并通過《哈爾濱市施政綱領》將這一成果固定下來,是對中國革命法制內涵的實踐延伸和城市試驗,并且獲得了市民各階層的擁護。

  該綱領首次在城市憲法性文件中踐行了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政治觀,將集會、結社、出版、言論、信仰、居住等各項民主權利賦予全體市民,將權利主體表述為“市民”,首次開創了新民主主義條件下以城市建設帶動農村建設的路徑,適應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全國的過程中嘗試以城市政權領導農村政權的實踐需求,為全國解放后建立城市化的國家政權奠定了基礎。

  經濟立法的轉折性實踐

  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建設初期出現了農村土改運動沖擊城市工商業、清算擴大化造成人員傷亡等錯誤傾向,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工商業者的生產積極性?;誄鞘懈叢擁納緇峁叵抵泄ど桃嫡弒壤芨?、農民比例低的現實狀況,哈爾濱解放區將毛澤東思想中的“勞資兩利”運用到法規的制定和執行中,不僅在勞動法規中體現了對勞方和資方的?;?,防止“土改”沖擊工商業的錯誤再次發生,而且在工商管理、稅收法規中對工商業者的營業予以法律政策上的傾斜。

  哈爾濱市政府結合城市實際情況頒布了大量以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經濟方針為指導的經濟法規,極大地調動了各階層人民建立鞏固的城市根據地、支援解放戰爭的積極性。革命法制以“勞資兩利”為中心的城市實踐補足了中國共產黨法制建設實踐中城市利益?;と禾宓姆扇筆?,踐行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方針,為新中國經濟法制建設提供了經驗。

  司法建設的轉折性實踐

  城市市民與農村農民相比,文化程度相對較高,權利訴求相對集中于民事權利而不再是土地權利?;誄鞘惺忻裎幕潭認嘍越細?、法制意識較強的司法狀況,哈爾濱解放區法院1948年制定了《哈爾濱特別市民事刑事訴訟條例》,規范了訴訟程序,解決了在農村根據地一直爭議而未能解決的“規范性”與“便民性”協調的問題,還在人員留用、法律適用等問題上做出了重要嘗試。

  哈爾濱剛剛解放面臨著城市接管干部短缺的情況,邵天任院長雖孤身一人完成了接收法院的工作,但司法審判工作開展面臨案件數量多、糾紛復雜、司法人員奇缺、無法律可援引等困境,法院因此做出了不同路徑的嘗試。在司法干部任用上,大膽留用“舊人員”并選任“新人員”;在適用法律時,援引民國法律、援引蘇聯法、援引農村根據地法令、援引解放區新制定的法規,變通并用的方式審理案件。嘗試后的結果可以總結為:援引民國法律有與政治體制相違背之嫌,援引蘇聯法照搬蘇聯模式卻與中國實際情況不符,援引革命法卻發現城市與鄉村巨大差異無法彌合,因此,先“變通適用”、后“制定新法”、行“特色法制”是哈爾濱解放區司法審判制度的重要探索和嘗試。

  轉折性實踐對新中國法制建設的影響

  以往革命根據地的政權與法制建設實際上屬于局部、區域規模,與國民黨政權相比,革命根據地處于戰略上的守勢。因此,法制建設大多體現革命的近期目標,全面保障工農大眾利益是理論上的,缺乏可操作性。哈爾濱解放區建立后,中國革命形勢已經明朗,由戰略上的守勢轉為攻勢,星星之火已經燎原,建立全國政權已指日可待。因此,哈爾濱解放區的法制建設立足于哈爾濱,著眼于全中國,正如1946年7月16日松江省政府主席馮仲云在哈爾濱市臨時參議會成立大會上的致辭所說,“把哈爾濱解放區作為爭取民主的中心,實現哈爾濱市的民主,進而實現北滿的民主、東北的民主以至最終實現全中國的民主”,哈爾濱法制建設的探索和實踐已經具有為新政權治國理政摸索經驗的使命。

  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建設出現了諸多“首次”嘗試,如首次在哈爾濱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會秩序”,首次將“勞資兩利”的新民主主義理念貫徹在法律中,首次開創了新民主主義條件下以城市建設帶動農村建設的法制路徑,首次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多種經濟形式并存,首次在城市憲法性文件中踐行新民主主義政治觀,首次在憲法性文件中體現國際化城市特色,首次以軍事管制制度接管城市并在法制中體現軍管特色,首次出現了管制刑,首次制定了城市戶籍制度等。哈爾濱解放區法制建設的這些“首次”實踐是在學習繼承蘇聯和工農民主政權的基礎上完成的,既受到蘇聯法和農村根據地法制經驗影響,又創造性地跳出了以往完全照搬的思路,基于城市現實情況將新民主主義法制進行了變通和改造,為滿足城市穩定和發展的需要建立了以城市為中心的法制體系。這些探索和實踐,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在城市法制實踐中的大膽嘗試,而且為全國解放后經濟發展模式的確立、勞資關系的確立、政治體制的確立提供了重要啟發。哈爾濱解放區的法制建設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一次嘗試,反映了中國革命法制由局部、區域走向全國的進程中的轉折性探索,對新中國法制建設起到了先行及試驗的作用,是之后新中國法制建設的有益經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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