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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70年的史學理論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召開2019年度工作會議
2019年09月11日 09:25 來源:中國世界史研究網 作者:李桂芝供稿 字號

內容摘要:學者們就社會形態理論、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關系、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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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召開2019年度工作會議

  2019年8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在北京召開2019年年度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為“新中國70年的史學理論研究”。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歷史理論研究所、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天津師范大學等多家高校和科研單位的近30位學者參加了這次會議。學者們圍繞會議主題分別作了精彩的報告,并就社會形態理論、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的關系、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關系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研討。

  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汪朝光研究員

  開幕式由中心副主任董欣潔主持,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汪朝光研究員、中心名譽主任于沛研究員、中心主任吳英研究員先后致辭。汪朝光所長首先感謝各位學者的到來,接著他指出,由于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將隨外國史學理論研究室一同轉移到新成立的歷史理論研究所,這將是中心在世界歷史所召開的最后一次會議。外國史學理論研究室和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對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史學理論學科建設做出了貢獻,相信他們遷移到歷史理論所后會對史學理論研究的發展繼續做出貢獻。最后他強調了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對歷史研究的重要指導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于沛研究員

  于沛研究員簡單回顧了中心成立的歷史。接著他強調,理論工作者必須投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當中,并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在這個過程中希望史學理論研究中心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史學理論研究中心主任吳英研究員

  吳英研究員首先代表中心感謝各位專家能夠與會。接著他指出,這是中心在遷入歷史理論研究所之前最后一次在世界歷史研究所舉行工作會議,他向為中心、為研究室、為雜志的創立和發展做出貢獻的前輩們致以最深的感謝,同時也對世界歷史研究所的各任領導和同仁們的支持表示最深的感謝。最后,他希望本次會議能夠通過對新中國70年代史學理論發展經驗和教訓的總結,為未來的史學理論發展建言獻策。

  世界歷史所陳啟能研究員

  在學術報告階段,陳啟能(世界歷史所研究員)以“略論當代國際史學發展的若干特點”為題指出,所謂當代是指從20世紀80年代年鑒派衰落到現在,這一時段在西方被很多學者稱為史學革命,在史學研究的內容、方法、手段等方面都發生很大變化。所謂史學革命主要有三個特征:1.后現代史學。后現代主義對史學沖擊很大。后現代主義強調歷史認識論、歷史學家的主體性、歷史學和文學的關系等,否認歷史實在。90年代中期一些學者轉向中間立場,承認有現實存在。2.新文化史出現并成為西方史學的主流學派。3.理論的回歸。對理論的興趣增加,出現了理論史學,這是最近幾十年西方比較新的流派。

  天津師范大學龐卓恒教授

  龐卓恒(天津師范大學教授)以“古史分期大討論的一大成就和一大教訓”為題指出,古史分期大討論的一大成就和一大教訓就存在于學者們提出的三大分期學說——西周封建論、春秋、戰國封建論和魏晉封建論之中。成就主要表現在三大分期說都在不同程度上把關注的焦點聚焦在直接生產者的身份、地位的變化上。這實際上是中國史學家們在隋唐以前的古代歷史中發現的三次“亞階段性的社會變革”,而且是在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意義上的規律性的“亞階段性的社會變革”。然而,也正是從這里,我們應該汲取一個重大教訓,即將西方的奴隸制、封建制的分期理論拿到中國來會水土不服。而現在這些分期觀點被淡化甚至被否定,采用“專制”等標準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可以說是中國史學的一大倒退。在當前我國學術界構建三大體系的背景下,我們必須重新學習唯物史觀,從馬克思主義原著入手,重新學習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根本原理,澄清近百年來對這一原理的種種誤解,它仍然對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

  北京師范大學瞿林東教授

  瞿林東(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以“總結重大成就,迎接新的使命:關于中國史學70年理論建設的一點認識”為題指出,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理論界取得三點重大成:1.五六十年代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是全國范圍內接受馬克思主義開始的階段,影響深遠。2.70-80年代,在解放思想的背景下,理論界、學術界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是自覺反思的一個重要階段,人們已經意識到以往對馬克思主義教條的、僵化的認識是錯誤的。3.本世紀初到十九大,這是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在取得史學理論研究重大成就的同時還必須要反思,總結哪些是對的、應該堅持的,哪些是錯的、應該予以糾正的,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更具說服力,讓年輕人能夠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而且,當前這個新時代賦予我們新的使命,我們要重視傳統史學的遺產,要理性看待外國史學,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觀,進一步加強歷史學為現實服務的能力。

  北京師范大學陳其泰教授

  陳其泰(北京師范大學教授)以“堅定信念與理論創新”為題指出:第一,我們對70年史學理論的發展要有一個總體的評估。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理論確立主導地位,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史學理論研究領域取得了很多成果,對歷史研究發揮了重要指導作用。第二,推進學科體系建設是當前的緊迫課題。我們必須認識到三大體系建設是當前的重要任務,但同時也要做到避免用20世紀80年代持續出現的理論熱來要求現在的史學理論研究,時代不同了,不能期望太高;避免對外國學者的盲從;加強總結成果,二者結合才能對7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理論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總結。第三,深入探討當代史學理論的核心內涵。包括史學理論的基本范疇、重要命題和成就、發展趨勢。第四,通過總結,提煉出我們已經取得的成績,并要旗幟鮮明地加以堅持。

  于沛(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以“批判與建構:新中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回顧與思考”為題重點談了三個問題:一是關于馬克思主義作為歷史研究的指導理論問題。新中國史學研究的第一步是從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研究和建設開始的。中國史學研究堅定不移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廣泛吸收中國傳統史學和外國史學的有益成果,在實踐中推動新中國史學理論的有益發展。新中國史學理論研究70年表現出來的規律性內容就是批判與建構的辯證統一,批判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觀和影響是新中國史學理論研究的基礎和前提。二是批判與建構的統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西學熱,西方史學名著在中國大多都有譯本,為此必須要對其進行分析、批判和吸收。史學理論研究室成員參與撰寫的三部史學理論著作正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有其歷史價值,是未來史學理論研究的一個方向。三是歷史學的主體意識、主體精神和歷史學的實證性問題。它看似矛盾,但必須要統一。不解決這個問題,史學理論研究無從談起。最后他強調新中國70年取得的理論成就要講足講夠,缺點錯誤也不要掩飾,而且要堅信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生命力。

  南開大學喬志忠教授

  喬志忠(南開大學教授)以“試論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之間的關系”為題指出,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關系問題是值得討論和應該討論的問題,但現在關注者太少。他認為,史學理論與史學史二者應該分開,但二者并非毫無關系,后者應該是前者的基礎。他還指出史學界共同進行的歷史學研究實踐,是檢驗歷史認識的唯一標準。

  世界歷史研究所姜芃研究員

  姜芃(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中國史學理論研究應該追溯西方史學理論發展的研究動態”。她主要針對《史學理論研究》雜志以及“唯物史觀與外國史學理論研究室”在學科調整中應如何自處的問題,認為雖然離開了世界歷史所,研究室還是應該研究國外史學理論,追蹤外國動態。雜志應該介紹新書,了解西方最新的趨向。另外應該恢復原有的“新刊動態欄目”,追蹤國外期刊的發文和研究動向。最后希望研究室每個人都要制定自己的長期規劃,立足世界史某一領域,做出成果。

  歷史理論研究所楊艷秋研究員

  楊艷秋(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在中外史學比較中開創未來”。她的發言更注重在世界史學的視野中開創史學研究的未來。她指出目前中國史學研究中的兩個趨向:中國史學的東亞視野、中西史學的比較。第一層面有進步有成果,但第二個層面即中西比較的難度比較大。這既有歷史文化的差異,又有比較標準的差異,如可比性的問題等,而且比較方法沒有完善也阻礙了中西史學比較的展開。最后她強調指出,中國史學未來要做到兩點:拓展中國史學的對外影響,在東亞視野下的研究做得不錯,但在西方史學視野下做的不夠;注重中西交流對中國史學的影響,這可能是未來的學術增長點。只有將二者結合,才能在世界史學潮流下更好的總結中國史學的歷史經驗。

  世界歷史研究所王旭東研究員

  王旭東(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完善自我、關懷現實、引領史學潮流——新中國史學理論研究70年回顧、反思及展望之片斷隨想”。他指出,新中國70年史學理論研究要有總結,必須正面總結,不然話語權就會落到別人手里,如虛無主義的流行。為此,他將這70年的史學理論研究劃分為三個階段。建國十七年階段,這是歷史理論探索的萌芽階段,其特征是唯物主義主導地位的確立、歷史研究講政治?!拔母鎩筆杲錐?,歷史理論運用于實踐,服務現實,但走向了極端化,重點表現就是“影射史學”的流行。改革開放40年階段,他又將之分為幾個小的階段,認為每個階段向下一階段的過渡需要認真加以研究,即為什么會發生過渡。所有理論研究者和機構都應該完善自我,關懷現實,引領史學潮流。

  天津師范大學李友東副教授

  李友東(天津師范大學副教授)的發言題目是“20世紀世界歷史分期問題討論”。他主要考察了20世紀西方史學界有關世界歷史分期問題討論的歷史。20世紀西方史學界關于歷史分期主要有三種觀點:古代中世紀現代三段論分期、全球史分期、后現代主義的分期。他對三種分期的優缺點進行評價,,指出三種分期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即都沒有討論規律,不考慮因果關系,只是運用歸納方法。

  世界歷史研究所景德祥研究員

  景德祥(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史學理論研究面臨學科?;?。他認為,80年代史學理論學科的創立,是對歷史理論的一種突破與超越,而目前史學理論研究面臨著種種新的問題,其未來的發展前途,需要有更多的思考。

  首都師范大學劉文明教授

  劉文明(首都師范大學教授)的發言題目是“全球史視角的‘新帝國史’研究”。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傳統的帝國史研究主要考察宗主國與殖民地的政治及經濟關系,探討宗主國在有形的帝國領土范圍內的管轄。1953年,非正式帝國的概念被引入,為帝國史開啟了一個新視角。隨后,在新社會史、后殖民理論、話語研究、性別研究的影響下,帝國史研究進一步引入新視角和新方法,開始探討帝國內的知識建構、身份認同、權力關系等問題,特別關注帝國內的文化與話語、性別與種族關系、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表象等。有人稱這種帝國史為“新帝國史”。這種新帝國史在21世紀初以來,在全球史興起的影響下,又出現了新的研究取徑,這就是強調將帝國作為一個網絡,從帝國網絡來理解帝國內部不同群體的各種互動關系。也有一些學者從全球史的中心與邊緣視角來理解和探討宗主國與殖民地的關系。但是,由于一些學者對“帝國”概念的濫用,因此也將“新帝國史”方法運用于非西方國家如中國,這是不妥當的。

  歷史理論研究所張旭鵬研究員

  張旭鵬(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過去就是未來:當下主義之后的時間政治”。歷史時間問題是近年來西方史學理論研究的重點。他首先梳理了西方歷史時間研究的脈絡,進而指出時間與政治是密切相關的。比如,現代的歷史時間意識產生于法國大革命之后,而當下的歷史時間意識則可以看作是后現代主義的一種表現。他認為,當前西方出現的新政治動向,比如民粹主義,很有可能正帶來一種重新以“過去”為導向的歷史時間意識。這種歷史時間意識不關注當下,也不關注未來,而僅僅關注過去,希望能以回到過去來重新開創一個國家的輝煌未來。這種新的歷史時間意識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歷史理論研究所董欣潔研究員

  董欣潔(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論新時代中國世界歷史學話語體系的構建”。她分析了新時代如何構建中國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認為世界歷史學的話語體系實質是中國學者如何認識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如何界定人類歷史的性質,如何闡明對人類社會發展演變的基本觀點和判斷,體現的是中國學者將世界歷史理論化的途徑,目的則在于實現自身的學術話語權,確保中國文化的發展空間;新的時代必然要求不斷發展的話語體系,這就需要在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梳理世界史話語體系建設的發展歷程,進一步提煉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闡述方式,彰顯中國世界史研究和編撰的當代理論視角;從生產和交往兩個基本概念進一步分析世界歷史演化的內在動力,顯然是其中一種可行的研究思路。

  歷史理論研究所高希中副研究員

  高希中(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胡適《壇經》考證再審視”。他指出,胡適在20世紀上半葉認為《壇經》的作者是神會或神會一系的觀點引發近代中國禪宗史及《壇經》研究的大爭論。現在雖然經過眾多學者的考證和研究,這一論斷被推翻,但其中蘊涵考證的動機、目的、立意、態度等問題,以及胡適所提的“實證主義”方法的有效程度等問題,都值得深刻反思。

  歷史理論研究所廉敏副研究員

  廉敏(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70年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理論進展”。她指出,通過對70年發展的考察,人們會發現中國史學史的行進路線,即具有很強的問題意識、很鮮明的指導理論,并取得理論上的突破。中國歷史學雖然是經驗學科,但一直貫穿一條理論線索——關注社會變遷,關注理論研究,并努力從中國傳統史學中提供支持。她將中國史學研究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并梳理了每一個階段的理論成果及代表著作。

  歷史理論研究所張艷茹副研究員

  張艷茹(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日本史學史研究70年”。她指出,自二戰戰敗至今約七十多年時間里,日本史學史、史學理論的研究與探索大致經歷了兩個時期:一是二戰戰敗至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戰后歷史學時期,以唯物史觀史家為核心的研究者們在批判戰前極端國家主義、國粹主義、純實證主義史學的基礎上,探索和宣傳唯物史觀史學,遠山茂樹、永原慶二等學者對諸多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二是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伴隨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日本史學研究逐漸脫離戰后歷史學時期,學界不斷對以往的研究進行反思,并結合西方前沿史學理論進行史觀、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新探索。

  歷史理論研究所李桂芝副研究員

  李桂芝(歷史理論研究所副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歐洲中世紀婦女與暴力史研究的興起與發展”。她指出,婦女與暴力史應該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西方興起的暴力史研究的分支領域,但是從學科定位、研究方法、研究領域看,主流的暴力史研究都排斥將婦女納入其研究范疇,即使涉及婦女,婦女也只是受害者,只是為了闡釋男性主流社會發展的無足輕重的配角。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女權主義政治和女權主義學術的支持和指導下,婦女與暴力史研究興起,90年代以后研究變得更為多元,目前已經成為婦女與性別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門問題。經過近50年的發展,雖然這一主題的重要性已獲得學界認可,但主流的暴力史研究者仍對之關注較少,這一主題研究依然未走出婦女研究婦女的尷尬境地。這是值得女性和性別史家認真思考的問題。

  歷史理論研究所魏濤助理研究員

  魏濤(歷史理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大西洋史學的研究路徑”。他重點介紹了大衛·阿米蒂奇的大西洋史研究情況。阿米蒂奇的環大西洋史研究將大西洋世界當作一個特定的交換、交流和傳播區域,從環大西洋的歷史、跨大西洋的歷史和地方與整體相結合的大西洋史三個路徑進行研究。這雖有助于歐美史學家從不同角度來研究大西洋史,但忽視了大西洋與其他海洋之間的聯系;忽視了大西洋世界中的島嶼與其周邊的民族國家、帝國和區域之間的聯系;也忽視了全球史對大西洋史的影響。為克服這些局限,阿米蒂奇又提出三種補充性路徑,認為只有把6種不同路徑的大西洋史結合在一起,大西洋史學家才能讓大西洋史重煥生機。

  吳英(歷史理論研究所研究員)的發言題目是“在史實檢驗中推進對唯物史觀新解釋體系的構建”。他指出,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和歷史學界共同關注的研究對象,前者主要是從經典作家的論述中抽象概括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后者主要是運用這些基本原理來解釋歷史事實。他從社會形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存在決定意識三個方面考察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對唯物史觀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界定同史學界運用這些界定考察歷史和現實進程的關系。由此提出,史學界應同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合作,在對經典作家的論述進行更深入和系統解讀的基礎上,結合歷史與現實的經驗事實,重新建構唯物史觀的解釋體系,以提高唯物史觀的解釋力。

  楊艷秋研究員對這次工作會議進行了總結。她指出,本次會議從不同視野、不同領域、不同具體問題等方面審視和反思了新中國的史學理論研究,顯現出學者們對史學理論的熱情和期望,責任和擔當。大家提及的一些重要理論問題,如堅持唯物史觀、史學理論和歷史理論的關系、史學理論和史學實踐的結合、加強西方史學理論和中國史學理論的溝通、構建中國自己的原創的史學理論體系等,仍是以后要研討的重要方向。新時代需要新的歷史科學,需要新的歷史理論,我們必須在逐步反思中不斷完善自己。在會議的各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就諸多理論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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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李桂芝供稿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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