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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地方化:世界文化遺產與麗江民族文化產業集群發展研究
2019年09月17日 08:57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成都)2019年第2期 作者:晏雄 字號
關鍵詞:民族文化/民族旅游/世界文化遺產/民族文化產業/產業集群發展/麗江

內容摘要:

關鍵詞:民族文化/民族旅游/世界文化遺產/民族文化產業/產業集群發展/麗江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作為地方性文化資源的麗江古城因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而具有了世界性的價值,每年吸引著2000余萬人次的世界各地游客前來觀光體驗,因此,兼具全球化與地方化特性的麗江古城在兩者的融合中形成了獨特的價值,在兩者的平衡中孕育了民族文化產業的集群式發展,雖在兩者的沖突中滋生了民族文化產業集群的負效應,但也形成了自我調適的機制。全球化的普遍性和地方化的特殊性之間的沖突與協調一直是學界探討的熱點,從麗江民族文化產業集群的發展來看,全球化可以促進地方文化資源產業化、集群化發展,文化產業集群的自我調節機制也可以修復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的沖突,促進文化產業集群良性發展。

  關 鍵 詞:民族文化/民族旅游/世界文化遺產/民族文化產業/產業集群發展/麗江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西南跨境民族地區文化邊疆治理研究”(17XMZ055)、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重大項目“加快云南文化產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ZDZB201710)、云南省哲學社會科學藝術規劃項目“云南區域特色文化產業發展研究”(A2017YZ18)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晏雄,云南財經大學旅游與酒店管理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文化產業管理、文化旅游。云南 昆明 650221

  作為地方性的文化資源在擁有了世界性的身份——世界文化遺產而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后,全球化的普遍性和地方化的特殊性之間的沖突與協調一直是學界探討的熱點。本文從民族文化產業集群的視角,選取少數民族文化資源富集地區——麗江來深入研究全球化與地方化的融合、碰撞和協調機制,從而得出全球化可以促進地方文化資源產業化、集群化發展,文化產業集群的自我調節機制可以修復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的沖突,促進文化產業集群良性發展的結論。

  一、全球化與地方化的融合: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的獨特價值

  一般情況下,世界文化遺產項目必須符合《?;な瀾縹幕胱勻灰挪肌菲姥”曜賈械鬧遼僖幌?,才有可能入選。1997年12月,麗江古城由于符合評選標準中的三項而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麗江古城也從地方性民族文化資源一躍而成為世界性的文化資源,麗江古城的獨特價值也具有了全球化與地方化融合的特點。

  一是價值的整體性。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麗江古城,衡量其價值時就不能只單獨的評價其自然資源、物質文化資源與非物質文化資源,而應從整體上來判斷,不能想當然地只審視其中某一種文化現象,換句話說,即使已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麗江古城也不能單獨地存在于麗江的整個文化生態系統之外。

  二是價值的有形與無形。世界文化遺產作為民族文化資源的一部分,其價值也表現為物質形態和非物質形態兩種形式。作為有形的文化資源,其價值隨著物質形態的存在而存在。如麗江古城至今仍保存完整并還在使用的納西族民居、青色的石板路、獨特的三眼井等,因其物質形態的存續而凸顯著獨特的價值;反之,如果其物質形態消失,其價值也無法顯現。作為無形的文化資源,其價值可以附著在物質形態的文化資源上由無形轉化為有形。如納西古樂、納西族傳統民族民間舞蹈等,就可以通過器樂、舞臺甚至現代科技媒介等方式呈現給游客,使無形的文化資源在獲得經濟價值的同時,也體現出其獨特的社會價值。

  三是價值的夷平與凸顯。麗江古城作為地方性的民族文化資源在參與到主流社會(全球化)的競爭中如何保持自身特色,表現出的雖然是文化商品的地方性和全球性如何平衡的問題,實質上則是文化資源價值的夷平與凸顯問題。即現代社會所夷平的是阻隔商品交換的“種種空間上的文化藩籬”[1](P.37);所凸顯的是“為了使這種夷平了文化藩籬的該種商品能夠成為最遠距離的最多數人可以消費的商品”[1](P.37)。也就是說,現代社會要突出的是該種商品早已存在的獨特價值,從而使這種獨特性的商品能被主流社會所認可。

  二、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平衡:麗江民族文化產業集群的形成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麗江古城每年吸引了2000余萬人次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來觀光旅游,來體驗世界文化遺產麗江古城的獨特性及其匯聚的各種文化資源,如東巴文化、“茶馬古道”商貿文化、納西族民風民俗等。為了滿足世界各地游客的體驗需求,作為東道主的麗江古城居民通過將民族文化資源資本化、市場化進而產業化的方式形成了民族文化產業的集群現象,以滿足不同游客的差異化體驗需求。從而達成了作為全球化的麗江古城和作為地方化的麗江古城在需求上的平衡,在這一平衡過程中,促進了麗江民族文化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發展。具體表現為東巴文化、商業文化和古城文化在麗江古城的交融和變遷。

  (一)東巴文化:民族文化產業集群形成與發展的核心文化資源

  東巴文化源于納西先民創造的一種文字體系——東巴文字,由于納西族的宗教祭司“東巴”用這種文字記寫納西族宗教經書等內容而得名。因為有了文字,納西族的燦爛文化才得以流傳至今。

  東巴文化具有包容、開放、善于吸收其他優秀文化的特點,在其形成過程中,除了保留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以及圖騰、祖先、靈物和鬼魂崇拜等內容外,還不斷融合藏族苯教和佛教、道教的文化元素,以促進東巴文化的不斷發展壯大。

  苯教對東巴文化的影響可追溯到公元8世紀,一些苯教徒來到納西族地區,致使很多苯教文化因素得以借助東巴教而保留了其原初風貌①。佛教和道教對東巴教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喪葬儀式觀念的變化上。長期以來,納西族總認為,人死后就要回到祖先的身旁,所以只要通過超度的形式就可以把人們的靈魂送回到祖先所在的地方。后來,由于受漢藏文化的影響,納西族民眾才逐漸形成了生死輪回的觀念,納西族東巴經《神路圖經》和長幅布卷畫“神路圖”就是這種生命觀的具體體現。

  東巴文化對外來文化所體現出的包容開放的特點深深地鐫刻在了納西族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孕育了東巴文化生生不息的強大生命力和獨特的魅力。這種具有地域特點鮮明、民族元素獨特的傳統文化資源在和麗江民族文化產業的時代性特征耦合后,就成了麗江民族文化產業集群化發展的核心資源。

  (二)商業文化:民族文化產業集群形成與發展的產業文化基礎

  麗江古城是一個因商業而興起的城市,其千百年來形成的傳統商業文化經過不斷的變遷和發展,成為麗江民族文化產業集群化發展的助推劑。其商業文化產生于漢唐時期,興盛于抗戰時期,鼎盛于20世紀90年代。

  早在東漢時,今天麗江奉科等地就已經出現了“蜀郡”的鐵鋤,反映了這一時期麗江的物品交易狀況。東巴經書記載的“聰本(藏南)馬幫九弟兄,趕著九十九馱子來”[2](P.391)的景象則生動地再現了唐代納西先民的商貿狀況。明代,麗江納西族地區的集市已成為經濟交往的重要場所。到了清代,集市得到進一步發展,乾隆《麗江府志》就記載了府市、石鼓、巨甸、魯甸、通甸、吉尾、浪滄等四十八個小集市。[2](P.89)光緒年間,麗江的市肆已有4市、3街、12約、2保。1912年,時任國民政府麗江府府長熊廷權成立商業勸工會,[2](P.391)通過采取稅收優惠政策等措施鼓勵人們把物品拿到勸工會進行買賣,促進了麗江古城商業的發展,出現了“貨流南北東西,財輸百千萬億,金融活潑,生計斯舒”[2](P.391)的繁華景象。

  木氏土司統治時期,“茶、糖、銅、鐵器、糧食等商品開始從麗江運往藏區”,②麗江古城成為云南通往四川和西藏商貿往來線路上的重要站點,憑借這一優越的交通區位,麗江逐步形成了其商貿重鎮的雛形??拐絞逼?,茶馬古道成為連接中國和印度的兩條主要通道之一,這也成就了麗江抗戰經濟中轉站的戰略位置,從而拓展了麗江納西族與周邊民族和世界的商業文化交往,造就了麗江古城商貿重鎮的重要地位。

  抗戰結束后,茶馬古道也完成了其歷史使命,麗江古城商貿開始逐漸回落。直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麗江古城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麗江旅游業的不斷升溫和民族文化產業的快速發展,其民族文化資源蘊含的巨大價值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無論是本地人還是外地人都積極參與到了麗江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和民族文化產業化的進程中,越來越多的民族文化企業在麗江集聚,民族文化產業呈集群化發展態勢。

  (三)古城文化:民族文化產業集群形成與發展的社會文化空間

  由于東巴文化、商貿文化、農耕文化、納西族傳統民風民俗等文化資源在麗江古城的交匯,在大約3.8平方公里的空間內形成了民族文化產業集群產生和發展的社會文化空間條件。

  麗江古城的形成本身就具有鮮明的農耕文化特點,即麗江古城是田園鄉村式的城市,或者說是城市化了的鄉村。城里人總不愿割斷與農村的聯系,賺到錢的商人都要到農村去置地建房。城鄉之間聯系緊密,相互通婚,有的城里人和農村人家庭還結成了“朋友+親戚”的“扣巴”(伙伴家庭)關系。大家經常相互走動,農作物成熟時節,農村人會帶上自家種植的土特產去看望城里的“扣巴”,工作之余,城里人會帶上布料等隨手禮到山區“扣巴”家小住幾日。兩個家庭間這種純樸的友誼通過“扣巴”關系代代相傳。[3](P.155)納西族這種淳樸的民風和傳統社會的村社文明相融合,就形成了麗江古城獨特的城市文化。

  麗江古城還有一種自發的民間群眾性信貸組織——化賨,主要用于在同學、同事、朋友之間開展交際活動。組織者稱為賨頭,參加的人數量不等,賨期和接賨順序由參加者協商確定?;z最初是純粹的資金互助組織,后來出現有人以化賨為業,不時發生騙賨、賴賨現象,于是,化賨在麗江古城逐漸消失。直到20世紀80年代,化賨在麗江城鄉居民中得以逐步恢復,并逐步演變為以打牌、聚餐、郊游等娛樂形式為主的一種民間交往習俗。[4](P.156)

  麗江古城這種淳樸的“扣巴”(伙伴家庭)關系和村社文明形成的獨特的城市文化、以茶馬古道上延續下來的商品交易規則為主的商業文化以及化賨等民風民俗共同構成的基于相同社會文化背景和信任關系基礎上的社會關系網絡,它們共同構成的社會文化空間促進了民族文化產業集群的形成。

作者簡介

姓名:晏雄 工作單位:云南財經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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