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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軍 黃鵬:跨界民族的安全問題 ——類型、成因與限度
2019年09月11日 09:19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 年第5期 作者:王軍 黃鵬 字號
關鍵詞:跨界民族;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安全威脅

內容摘要:

關鍵詞:跨界民族;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安全威脅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后冷戰時代跨界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但近年來相關成果在研究取向上存在“安全問題”與“去安全問題”的阿悖論以及跨界、民族兩要素不兼顧的缺失??緗緱褡逡⒌陌踩侍餳勸ù嘲踩侍?,也包括非傳統安全問題,但總體以后者居多。本文詳細分析了跨界民族所在國為何將跨界民族群體視為安全問題,并提出了軍事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和社會安全三大類型的安全威脅,并在此基礎上剖析了其成因。這些威脅可能是存在性威脅,也可能是建構性威脅??緗緱褡灞舊硎且桓霰淞?,加上它所引發與卷入的安全問題往往受國家間關系影響或是為國內政治進程所驅動,故跨界民族成為所在國安全威脅是有著嚴格條件性的,它絕非必然成為“問題”,也并不必定帶來安全威脅。我們不能簡單將其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而應科學考察其存在的條件、范圍與機理,在此基礎上對癥下藥、綜合施治。

  【關鍵詞】跨界民族;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安全威脅

  【作者簡介】王軍,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 黃鵬,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博士生,中國海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比較視野下的獨立公投與民族問題”( 項目編號: 16BMZ095) 的階段性成果。

  一、問題的提出

  民族跨界跨境生存并非人類社會的新現象,但與以往相比,后冷戰時代跨界民族問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首先,蘇聯、南斯拉夫解體導致大量新國家誕生,由此誘發了大量新的跨界民族問題,與之相關的各類安全問題抬頭。其次,在技術、經濟、政治事件等因素刺激下,全球化進程加速推進,后果之一是人類的流動范圍、流動規模不斷擴大,不斷增大的跨國移民群體關乎民族身份,進而擴大了跨界民族問題的范疇。從政治學與安全研究角度對其進行回應,是學界應有之舉。近年來相關研究成果日漸豐富,但不乏研究取向上“安全化”與“去安全化”的悖論以及跨界、民族兩要素不兼顧的缺失。上述研究取向上的張力,源于部分人士將跨界民族問題等同于安全問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觀點最具代表性,他分析了“遠距民族主義”這一概念及其導致險惡的極端政治所涉及的經驗案例多是跨界民族議題。在他看來,雖然遠距民族主義擁有一些積極的政治影響,但總的來說會讓人感到未來的兇險。這一論述源自他對現代民族主義的源頭與傳播動力的剖析,偏頗但讓人警醒。與安德森評價相近的是,當前歐美一些激進政治人物存在濃厚的反移民、將移民污名化的傾向,確信移民與恐怖主義存在強關聯,認為移民威脅本國安全。同時,也有觀點強調跨界民族可能帶來的收益,主張將其去問題化。譬如,聯合國向來強調跨界移民在文化經濟等層面對所在國大有裨益。目前國內民族學界在研究“一帶一路”倡議“五通”中的民心相通時,亦較為強調跨界民族在其中扮演的積極角色。國外學界的一些研究也指出了跨界民族在所在國家中的建設性作用。

  本文從經驗與學理上對接上述討論,基本假定是:跨界民族問題是一個光譜性連續統一體,涵蓋了發展議題與安全議題,不能簡單將其“安全化”或“去安全化”而應該科學地考察其成為安全問題的類型、范圍與條件。本文的基本問題意識是跨界民族問題在什么背景、條件、機理下會成為安全議題,屬于什么樣的安全議題,如何判斷其安全威脅。本文遵循以下研究思路:首先從跨界民族的類型入手來討論其介入安全問題的基本狀態,然后重點分析所在國視跨界民族群體為安全威脅的類型與成因,最后闡釋上述安全威脅的限度。

  二、跨界民族及其安全問題的類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際社會中的安全研究主要以傳統安全研究為主。20世紀60年代,學界鮮有將種族主義或族裔民族主義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威脅的觀點。冷戰結束后,隨著兩極格局的終結及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國際安全研究邁入新階段,傳統安全觀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非傳統安全理論從邊緣逐漸走向安全研究的中心。一般說來,傳統安全理論以國家安全為主要指涉對象,在主導價值上強調軍事與政治安全;而非傳統安全理論關注經濟安全、環境安全、社會安全等更多層次,特別是“人的安全”。與之相應,跨界民族帶來的安全問題既涵蓋傳統安全問題,也涉及非傳統安全問題。何種內涵的跨界民族問題屬于傳統安全范疇或非傳統安全范疇,這需要從跨界民族的基本類型入手展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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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界民族是跨國界而居的民族,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跨界民族是指被不同國家的國界分隔但地理上相連的民族,而廣義上的跨界民族還包括居于不同國家、地理上不相連的同一民族。鑒于全球化時代人口流動范圍日益擴大的趨勢,本文采用廣義上的跨界民族概念。

  從跨界民族的形成來看,邊界的切割、他族的進占、民族的遷徙都是跨界民族形成的歷史原因。從跨界民族的內部構成來看,離散者、移民、難民、混血人群等群體都是親緣國之外跨界民族的另類表達。不過,這些群體并非天然凸顯出跨界民族身份。在下述兩種情況下,上述群體會凸顯跨界民族身份:第一,從自我角度而言,當上述群體內部保持跨越國界的族性紐帶、將族性工具化利用或將族性作為族群動員資源時,這些群體成員會自視為跨界民族;第二,從他者角度來看,當上述群體的特定行為具有鮮明的族群外在表征時,這類群體會被視為跨界民族。

  根據跨界民族群體在相關國家人口結構比例狀況,我們將跨界民族分為三種基本類型:跨界民族類型一即在相關各國均為主體民族的跨界民族;跨界民族類型二,即在相關各國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并存的跨界民族;跨界民族類型三,即在相關各國均為少數民族的跨界民族。

  上述劃分為我們審視跨界民族問題提供了較為清晰的思路,但該劃分方法是一種簡單化和靜態化的區分方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朝鮮族主要分布在朝鮮半島,是朝鮮和韓國的主體民族,其他的朝鮮族居住在中國東北、俄羅斯遠東地區、原屬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主要是中亞國家)、美國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當我們討論朝鮮半島的統一問題時,我們主要是將此問題歸入跨界民族類型一。當我們討論韓國與哈薩克斯坦境內朝鮮族的社會文化關系時,我們又會將其視為跨界民族類型二;同理,當我們討論蒙古國、中國和俄羅斯境內的蒙古族問題時,這也是屬于跨界民族類型二的問題。而當我們僅討論中國和俄羅斯境內的蒙古族問題時,這就屬于跨界民族類型三的范疇了。事實上,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跨界民族問題在很多情況下是復合型的,我們應該根據具體的場域確定跨界民族的類型,以及這一類型下的具體群體成員,盡管如此,上述三種跨界民族類型之劃分仍是我們分析跨界民族問題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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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以要對跨界民族進行類型學的分析,是因為不同類型的跨界民族群體所引發和導致的危險是不同的,所產生的安全問題也是不同的。總的來看,基于跨界民族而產生的安全問題既包括傳統安全問題,也包括非傳統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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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一的跨界民族在相關各國均為主體民族,它們一般掌握國家政權。因此,這種類型的跨界民族關系通常表現為國家間關系,其安全問題也多以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等傳統安全問題為主。冷戰時期的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的安全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的朝鮮與韓國的安全關系皆屬于這種類型。這類安全問題的解決主要依靠國家的外交手段,屬于傳統國際政治研究的重點之一。

  這類跨界民族關系常常體現在國家間政治與安全關系上,但并不排斥兩者社會交往引發的安全議題。與此同時,對國家間關系上所體現的跨界民族關系,我們不能只聚焦于跨界的國家要素上,而是要研究具體的族性因素如何影響兩者的國家間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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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種類型中,至少會涉及一個跨界民族和跨界民族所居的兩個(或更多)國家,關系頗為復雜。盡管當今世界跨界民族群體數量巨大,但其力量仍無法與多數國家行為體相提并論。在親緣國、所在國和跨界民族的關系中,親緣國和所在國的關系對于跨界民族影響巨大。不過,跨界民族并非無足輕重??緗緱褡蹇梢猿晌跋燁自倒退詮叵檔鬧匾淞?,這在親緣國和所在國關系不睦時尤為突出。

  北愛爾蘭問題是這類類型安全問題的典型。英愛分治以來,愛爾蘭政府支持北愛爾蘭天主教徒(自認為愛爾蘭人),努力謀求實現愛爾蘭島南北的統一。在此背景下,英愛兩國關系長期不睦,以愛爾蘭共和軍為代表的北愛天主教激進組織在北愛爾蘭地區乃至英國本土制造了大量暴力恐怖活動。20世紀80年代后,伴隨著英國北愛政策的轉變,北愛爾蘭地方政府和英國政府的關系大大改善,北愛天主教激進組織對此表示不滿,北愛爾蘭反而遭受天主教激進組織的襲擊。1998年《受難節協議》簽署后,北愛局勢漸趨緩和,和解迎來曙光。這種情況下,北愛爾蘭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已不再是英國面臨的主要安全問題,傳統的安全關系又成為英國和愛爾蘭關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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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前兩種類型相比,類型三的跨界民族沒有屬于自己的主權國家。如果這種類型的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則此類跨界民族問題就轉變為前兩種類型的安全問題。由于缺乏本民族為主體的主權國家的保證和支持,再加上民族群體力量弱于所在國國家力量,這類跨界民族安全問題以非傳統安全問題為主。不過,一些實力強大的無國家的跨界民族也會帶來傳統安全問題,這類民族群體往往有建立獨立國家的訴求。也就是說,這類跨界民族造成的安全問題與其意愿和能力有很大關系。

  作為非國家行為體,這類跨界民族建立主權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往往不遵循現有的國際秩序和規則,采取非常規手段對待其他國家和民族,其分裂主義行為可能破壞現有的國家治理結構和國際體系規范,甚至可能擴大為內戰和地區戰爭,這類安全問題屬于傳統安全范疇。當前土耳其、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的部分庫爾德人試圖在跨國框架下建立整體性的庫爾德國家是其經典案例;與此同時,四國國內庫爾德人也存在獨自建國的追求,其中包含了深厚的跨界民族的影響,但這兩種模式下“跨界民族”的意義不一樣。

  與此有關但不同的案例是跨界猶太復國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猶太復國主義的召喚下,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在西方國家的幫助下聚集到中東地區,建立了新的國家——以色列。猶太復國運動的跨界持續,彰顯了部分猶太人作為“離散民族”的政治特性與安全意義。以色列誕生后阿以沖突持續發展,在美國等地的部分猶太人也或多或少介入沖突進程,這就轉化為前述類型二的問題。由上文可知,跨界民族類型一在國際社會中相對較少,而跨界民族類型二和跨界民族類型三則更為普遍??緗緱褡謇嘈停梢⒌陌踩侍庖源嘲踩侍馕?、非傳統安全為輔,總體屬于傳統國家間關系的范疇,學術界已有大量研究,本文不再贅述。本文所探討的主要是跨界民族類型二和跨界民族類型三引發的安全問題。除了跨界民族驅動的民族分離主義、民族統一主義外,考慮到跨界民族的非國家行為體身份及實力相對弱小,這些安全問題多以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形式表現出來。

作者簡介

姓名:王軍 黃鵬 工作單位: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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