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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何德旭 馮明:新中國70年貨幣金融管理體制和理念的變遷
2019年09月08日 12:11 來源:《財貿經濟》2019年第9期 作者:何德旭 馮明 字號

內容摘要:新中國成立70年來,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我國的貨幣金融管理體制和理念也幾經變遷。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原文標題】新中國貨幣政策框架70年:變遷與轉型 

  【作者簡介】      

  何德旭,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研究員; 

  馮明,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     

      

  新中國成立70年來,隨著經濟體制的變革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我國的貨幣金融管理體制和理念也幾經變遷。 

  在建國之初國民經濟恢復時期(1949-1952年),尚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框架?;醣掖叢旎平銜虻?,人民幣現鈔的發行流通和幣值穩定主要依賴于新生政權的信用與權威,包括軍事實力、保障物資供應和物價穩定的能力等多個方面。相對而言,銀行、錢莊等私營金融機構的信用派生活動在這一時期的貨幣創造中的作用很有限?;醣藝吣勘昃勱褂詵樂甕ɑ跖蛘禿腿繁=鶉諼榷?,從而樹立和維護全社會對人民幣的信心,保障人民幣發行和全國幣值統一。初步形成了“三大平衡”的財經工作理念,“現金收付平衡”作為三大平衡之一,或可被近似地認為是該時期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新生政權綜合使用了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和非貨幣政策工具。 

  計劃經濟時期(1953-1977年),形成了一套獨特的、從屬于計劃經濟管理體制的貨幣金融政策框架。財政與信貸作為資金供應的兩種渠道實行分口管理,其中財政是主渠道,銀行信貸政策居于從屬地位。這一時期的貨幣投放機制分為兩類:一類是現金投放,如機關企事業單位對員工的工資支出;另一類是信貸投放,如農業貸款、基本建設貸款等。派生機制難以對實體經濟有效發揮實質性作用?;醣倚糯咴諮細竦募蘋芾硤逯葡掠辛爍魅返哪勘輳閡皇竅紙鶚罩膠?,二是信貸平衡,以及信貸與財政物資之間的綜合平衡。計劃經濟時期的貨幣政策工具主要是各類行政指令性的計劃管理手段,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綜合信貸計劃管理”,另一類是“現金收支計劃管理”。 

  轉軌是改革開放之初計劃與市場調節并存時期(1978-1992年)貨幣政策框架最為典型的特征。轉軌特征首先體現在貨幣創造機制的轉型上,中央銀行與專業銀行等商業金融機構的分工日漸清晰,人民銀行不再針對社會公眾辦理銀行業務,專業銀行等金融機構開始在貨幣創造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雙層”貨幣創造機制逐漸得到鞏固。在這一時期,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維護物價穩定依然是主要目標;其次,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在這一時期也開始成為改革者賦予貨幣政策的目標之一。與此同時,隨著貨幣信貸監測范圍逐步得到擴大和豐富,市場化的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體系也開始初步形成并日漸清晰?!八頡鋇骺嗇J降某慰夾緯?。人民銀行在該時期對貨幣政策工具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與創新,先后創設了多種間接調控工具,嘗試建立起直接調控工具與間接調控工具相結合的格局。 

  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此為標志,我國進入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階段(1993-2012年)。雙層貨幣創造機制進一步發展演化,貨幣信用創造活動更加活躍?;醣藝叩骺賾芍苯擁骺叵蚣浣擁骺刈?,我國逐步建立起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央行在適時貨幣政策時開始更加注重采用間接工具和國際通行的政策工具來進行宏觀調控,如再貼現、公開市場操作、完善再貸款和存款準備金制度等。 

  2008年全球金融?;?,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經濟在經歷了“四萬億”政策刺激和短暫調整之后開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中高速增長階段,經濟結構轉型加快。2013年到2014年,中央先后對宏觀經濟形勢作出“三期疊加”和“新常態”的重大論斷。經濟形勢的變化一方面改變了貨幣政策的運行環境,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要求貨幣政策框架進行主動適應和轉型調整。 

  基礎貨幣創造機制發生結構轉型,貨幣信用體系日趨復雜化。在基礎貨幣創造層面,外匯占款渠道與央行再貸款渠道近年來此消彼長。在基礎貨幣創造渠道轉型的同時,商業銀行、非銀金融機構以及民間金融的信用創造活動也在發生明顯變化。 

  多元目標相機調整,中介目標由數量型向價格型過渡?;醣藝叩淖鈧漳勘曇婀宋錛畚榷?、經濟增長、就業、匯率、外匯儲備水平、金融穩定和防風險、經濟結構調整、促改革、惠民生等多個方面。中介目標方面,隨著經濟結構和金融結構日趨復雜,提高了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轉變的必要性和緊迫性。 

  數量型工具與價格型工具并存,新創設多種結構性工具。從2013年開始,央行先后創設了多種新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如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SLO)、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等;同時,央行多次使用了定向降準、定向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和再貼現額度、定向降低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等結構性工具來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三農”和科技創新領域的信貸投放。另外,我國央行近年來不斷加強與市場的溝通,嘗試將前瞻性指引作為一種貨幣政策工具發揮作用,主動發聲,引導市場預期。 

  削峰填谷相機決策,尚未形成明確的量化規則?!骯嬖蚓霾摺焙汀跋嗷霾摺筆茄胄兄貧ɑ醣藝叩牧街植煌砟?,前者講求貨幣政策制定遵循事先確定的量化規則,后者講求根據實時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做出決策。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實踐中大體上遵循著削峰填谷的相機決策機制,尚未形成明確的量化規則。實際上,在貨幣政策最終目標多元并存、中介目標尚不明確的情況下,客觀上也難以形成明確和透明的量化規則。缺乏明確透明的量化規則帶來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未來我國應逐步探索形成符合中國經濟實際的、相對透明、可追蹤、可檢驗的量化貨幣政策規則。 

  貨幣政策傳導仍然以銀行信貸渠道為主。這是由商業銀行在我國金融體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客觀事實決定的——貸款在社會融資規模中所占的比例長期在70%以上,有些時期甚至超過90%。當前,關于貨幣政策傳導渠道有一些新動向值得引起關注:其一,隨著居民部門資產和負債的積累,“資產價格渠道”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其二,“利率渠道”傳導不暢,亟待通過深化改革疏通利率傳導機制。 

  當前情況下,尤其需要關注三方面因素變化對貨幣政策框架的影響:一是經濟增速中樞下移,經濟結構正在發生劇烈調整,宏觀經濟環境發生明顯變化;二是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金融業務門類日趨復雜,“影子銀行”體系盤根錯節,宏觀杠桿率明顯抬升,金融風險環境惡化;三是隨著中國經濟由小型開放經濟體演變為大國開放經濟體以及金融開放度的提升,國內政策的“外溢效應”開始顯現,外部掣肘增多,貨幣政策國際協調的必要性和困難程度均顯著加大。 

  在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原有貨幣政策框架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面臨的挑戰集中體現在四個方面:其一,金融市場發展和科技進步導致支付手段和儲蓄理財手段日趨多樣化,貨幣的內涵與外延邊界發生演化調整,導致傳統數量型中介目標的可靠性降低。其二,利率傳導不夠順暢,近年來屢次出現的“央行下調政策利率,銀行間市場利率隨之下行,但實體企業融資成本居高不降”的不利局面。其三,資金在金融系統內部傳導環節增加,傳遞鏈條加長,貨幣資金總體使用效率下降。央行貨幣政策操作釋放的流動性中的一部分淤積于金融體系內部,未能有效轉化為實體經濟的投融資,其中向中小微民營企業和三農部門的傳導尤為不暢。其四,傳統上各國央行依賴和盯住的通貨膨脹指標對貨幣政策的敏感性降低,資產價格與金融穩定重要性凸顯,而如何將資產價格與金融穩定因素納入貨幣政策框架仍然是一個新課題。 

  貨幣政策框架轉型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既涉及到政策目標、政策工具、傳導機制等不同要素之間的彼此配合,同時又與利率市場化改革、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更廣層面金融改革、乃至國有企業改革、財稅改革等問題相互交織。因而,貨幣政策框架轉型對頂層設計的要求較高,需要在中國實際的基礎上,充分借鑒國際經驗,加強統籌,協調推進。 

作者簡介

姓名:何德旭 馮明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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