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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周強 張全紅:多維資產貧困與資產扶貧
2019年08月18日 21:58 來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9年第4期 作者:周強 張全紅 字號

內容摘要:在多維貧困理論和測度方法基礎上構建了多維資產貧困指數,運用2012年和2014年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數據,實證分析了農村家庭資產貧困的特征事實和非正規金融的多維減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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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消除貧困、改善民生作為202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彼孀啪擠銎逗途紀啞墩鉸緣納釗臚平?,中國的脫貧攻堅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農村收入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7年的3.1%。但同時我們也意識到農村貧困問題的長期性和復雜性,目前我國的扶貧標準是一個較低的生存貧困標準,這種基于較低收入貧困標準的扶貧政策試圖通過提升收入和消費來提高貧困群體的福利水平,政策設計側重于?;ぷ饔枚侵魈逍耘嚶?。當前我國精準扶貧工作已進入攻堅克難階段,普遍貧困問題基本得以解決,但如何確保脫貧家庭自我生存與發展,以及防范脫貧人口的再次返貧,賦予貧困人口長期可持續發展能力?這是本文研究的出發點。 

  事實上,在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善的前提下,收入扶貧政策在貧困人口抵御疾病、抗擊外部風險、彌補子女教育支出、緩解家庭困難等方面的作用有限,這意味著以收入為標準判定的脫貧家庭具有較高的貧困脆弱性和返貧率。 

  現有研究表明,反貧困工作中現金轉移支付的減貧績效很弱,尤其對暫時性或短期貧困家庭的貧困脆弱性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相比之下,資產扶貧具有幫助人們抵御風險和沖擊的功能,有利于培育脫貧家庭的自我發展能力、提高家庭未來福利水平?;詿?,國際學術界從家庭資產積累角度來測量和分析貧困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而國內學者關于資產貧困(asset poverty)的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 

  資產貧困的概念最早由OliverShapiro(1990)提出,他們將“一個家庭缺乏充足資產以滿足未來三個月基本需求時的狀況”界定為資產貧困。無獨有偶,HavemanWolff(2004)將資產貧困定義為“一個家庭或個體可獲得的財富資源在一個確定時間內不足以滿足自身基本需求的情況”。按照上述界定,國內學者王春萍(2008)、畢紅靜(2011)、劉振杰(2014)、鄒薇和屈廣玉(2017)等結合中國農村減貧現狀,提出了從維持貧困家庭消費水平到促進其發展轉變的扶貧思想,進而研究了“收入為主”向“資產為主”轉變的扶貧救助機制[8][9][10][11]。但是,以上研究并未深入探討導致農村家庭資產缺乏的原因,也沒有提出明確的資產貧困測度方法。游士兵和張穎莉(2017)的研究部分彌補了該領域研究的不足,他們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梳理并歸納了資產貧困的概念及其測量問題,但并未涉及資產貧困識別標準與臨界值選取。 

  以上研究偏重于對資產貧困概念及其扶貧政策的解讀,在資產貧困測度領域,國內近年來出現了一些實證分析成果。李佳路(2011)200930個國家級重點貧困縣家庭的資產展開分析,發現貧困家庭缺乏耕地和固定資產的現象較為嚴重。汪三貴和殷浩棟(2013)通過對內蒙古和甘肅兩省的面板數據研究發現,通過資產反映的家庭貧困發生率更穩定,且能準確反映出家庭的整體福利水平,能夠精準識別貧困的長期狀態。周力和孫杰(2016)分析了農村固定觀察點連片特困地區貧困家庭的資產長期變動。鄧鎖(2016)分析了中國城鎮貧困家庭的資產狀況,發現2013年城鎮困難家庭因缺乏資產而極易陷入貧困。以上對家庭資產問題的研究,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雖然將家庭資產與貧困相聯系,但并沒有進一步分析導致家庭資產貧困的原因,且對資產的多維屬性及其貧困識別標準較少涉及。應該說,資產是一個多維的概念,具體包括物資資產、金融資產、人力資產、社會資產和自然資產等形態,這些資產不但可以產生收入和消費,還可以創造其他資產,并與家庭可持續發展能力緊密相連。因此,資產對農村家庭而言,不僅具有抵御或抗擊風險的能力,而且具有重要的主體培育和增能作用,能夠賦予農村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可持續發展能力。 

  此外,精準扶貧戰略中農村資產積累與貧困減緩問題面臨著諸多瓶頸與約束,其中,信貸約束問題尤為突出。一方面政府扶貧資金投入有限,另一方面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發展面臨多重困境。農村金融市場長期受制于金融缺位,而農戶具有的信貸資產相對缺乏,造成正規金融機構與貧困農戶之間長期處于信貸供需的“低收入均衡”陷阱中,從而使得農村非正規金融逐步發展成為農戶生產、生活融資的主要渠道??杉?,如何強化農村發展過程中的金融服務,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是解決脫貧人口持續發展能力培育問題的關鍵。 

  鑒于此,本文將資產與貧困納入統一分析框架,并從影響“能力貧困”的多維視角探析農村家庭資產剝奪的現狀,并且在識別與測度農村家庭多維資產貧困及其變動趨勢基礎上,實證考察非正規金融發展對家庭資產積累的影響。與國內現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貢獻是:第一,基于國際上通用的多維貧困理論與“雙界限”測度方法構建了多維資產貧困指數,識別并測量了農村家庭多維資產剝奪程度及其動態變動趨勢;第二,克服了既有研究忽視脫貧家庭收入異質性的問題,比較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遭受多維資產剝奪的差異性及其原因;第三,實證研究方面,集中探討了農村非正規金融發展對家庭多維資產貧困減緩的作用,進而剖析了非正規金融對家庭收入不平等與資產貧困的異質性作用機理,以期為精準扶貧中農村金融發展和資產扶貧的深層次推進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 

  本文基于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2年和2014年兩期農村樣本數據,對農村家庭多維資產貧困及其變動趨勢進行了測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了非正規金融對農村家庭多維資產貧困的差異化減貧效應,并采用IV估計方法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研究發現:(1)農村家庭資產貧困現象較為普遍,無論是低收入家庭還是高收入家庭的資產積累都不理想。(2)農村住房的資產效應太弱,很大程度上導致了高收入家庭將積累的財富轉化為住房資產時遭受了較為嚴重的“隱性剝奪”。(3)農村地區非正規金融對家庭資產積累產生了很強的逆向分配效應,非正規金融的逆向分配效應主要是有利于中高收入尤其是最高收入25%組家庭的資產貧困減緩,而不利于中低收入家庭減貧,進而顯著擴大了高收入與低收入家庭的獲益不平等差距。 

  不難發現,以收入為標準的扶貧政策未能完全揭示家庭致貧的原因、致貧的類型與貧困脆弱性,并且很難保證脫貧家庭的脫貧質量和持續發展能力。相比而言,資產具有維持與發展的功能,在抵御外部風險沖擊、培育家庭可持續發展能力、實現家庭消費平滑、賦予低收入家庭可行能力和社會地位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諞隕涎芯拷崧?,我們提出以下政策建議:第一,在鄉村振興與精準扶貧協調推進時期,理應著手構建以多維資產積累為目標的扶貧政策體系,包括建立多維資產指標體系及“資產—收入”雙貧困線標準。這是因為,收入貧困指標只反映了低收入者的貧困狀況,而那些處在非收入貧困但絕大部分資產指標遭受剝奪的家庭并沒有在收入貧困指標中體現出來。這意味著,收入因素很難解釋農村家庭多維資產貧困的主要原因,這也是當前收入貧困在識別和測度家庭貧困時的主要缺陷,忽視了脫貧家庭未來持續發展的能力。第二,建立微觀資產調查數據庫,嘗試設立“個人發展賬戶”并將精準扶貧中的貧困補貼部分地注入該賬戶,促進貧困補貼向低收入家庭資產積累轉型,實現精準脫貧家庭的持續與穩定發展。第三,大力推動農村地區小額信貸的發展,放寬農村地區低收入家庭小額信貸門檻,以彌補農村非正規金融對資產貧困和多維不平等的逆向分配效應。其中,以“資產”為目標的反貧困發展是一項長期、持久的工作,這要求家庭、政府和社會三者協調配合和共同努力,相關政策也理應更多地傾向于資產缺乏的困難家庭戶,有效地幫助這部分人口脫離貧困的同時賦予其平等的發展機會,從而有效地培育出脫貧家庭長期穩定的發展能力。 

 

 

作者簡介

姓名:周強 張全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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