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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劉耀彬:以中國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戰略轉型及其進路
2019年05月06日 08: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劉耀彬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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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合力打造新的全球價值鏈,實現經濟全球化再平衡,使之惠及各國人民”將是我國新時期開放型經濟的立足點和長期戰略方針。山東財經大學袁其剛教授及其科研團隊,秉承科學的研究態度與執著的研究精神,歷經三年,對全球價值鏈相關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科學研究工作,主持完成的國家社科規劃基金項目于2018年在經濟科學出版社出版《貿易增加值導向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和決策動機研究》專著。該研究認為:過去采取的嵌入全球價值鏈、實施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應向以中國為主導的全球價值鏈戰略轉型。這既是出口導向戰略內生發展必然,也體現為建設命運共同體的擔當。書中以價值鏈上、中、下游三環節對外直接投資為抓手,為打造新的全球價值鏈提出一些建議。

  一、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談判新趨向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有利環境

  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新規則談判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為實現貿易平衡,雙邊貿易談判呈現 “等額”訴求的新趨向;二是投資新規則鼓勵通過給予準入后國民待遇等措施吸引外來資本。

  要實現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這四個環節缺一不可。在交換過程中,貿易雙方得益多少在一國內不一定引起重視,但在國家間往往成為關注重點。在開放經濟環境下,“交換”得益是個復雜的問題。經典理論認為,每個國家都可以通過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并帶來整體福利水平的提升,只不過貿易得益不同。貿易談判“等額”訴求新趨向的本質是希望獲得高的貿易得益。

  我國貿易結構升級過程即不斷追求更多交換得益的進程。出口導向型戰略伴隨能源和資源的高投入、高消費、高污染和產能過剩等不可持續性問題。面對班農聲稱的“我們正在和中國打經濟戰”,面對新興經濟體激烈競爭,以及在進一步提升我國貿易得益舉步維艱背景下,擴大對外投資可保障和提升我國的得益。

  可見,國際貿易談判規則新趨向和我國出口貿易內生發展,需要使企業借助對外直接投資獲得高收益,成為必然選擇。國際投資談判規則新趨向為擴大對外投資提供有利外部環境。

  二、通過擴大對外直接投資保障和提升我國的得益

  2015年我國作為全球第一大出口國,占全球出口總額14%,但是貿易得益不容樂觀。雖然我國出口產品種類繁多與經濟多樣性提供了在國際經濟交往中處于相對有利位置,但處于全球價值鏈“微笑曲線”的較低位置。通常而言,處于“微笑曲線”的上游環節(如研究、設計)和處于下游環節的(如營銷和零售、售后服務)國家和企業可以獲得高的利潤份額。其實,并非所有的中間制造環節都是附加值低的,如果企業生產的是手機或計算機等高科技復雜原件,而不是簡單地組裝,這樣的企業和國家同樣可以獲得高的得益。

  從貿易大國轉向對外直接投資大國,這是發達國家近百年走過的歷程。20世紀初的英國、中期的美國、后期的日本,無一不是通過全球投資,提升在全球投資總存量中的比例而成為經濟霸主。隨著世界大國地位的確立,從貿易量的大國轉向貿易質的大國需要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對外直接投資保障和提升我國的得益體現在:一是可以繞過行行色色的貿易壁壘;二是貼近東道國市場,能做出快速反應;三是可以優化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的資源配置;四是通過投資與東道主國家建立命運共同體;五是可以把國外資源與我國市場需求相結合,解決人口多、資源匱乏問題;六是在出口貿易規模短期內不能持續增長約束下,通過投資兼并重組國外企業資產,特別是因經營不善或潛在價值大的企業,以此獲得企業自身價值最大化,這既符合商業邏輯,又可以實現互利共贏。

  該課題研究發現: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OFDI)存在顯著的“生產率效應”。具體到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升出口國內增加值率發現,在價值鏈中游環節的OFDI對出口國內增加值的提升作用最大,且該作用在投資的前7年不斷增強,第8年后開始減弱;在價值鏈上游環節的OFDI對國內增加值的促進作用次之,但從投資的第4年開始其促進作用增速最快、增幅最大;價值鏈下游環節的OFDI對國內增加值提升作用最小,但從第6年開始對提升國內增加值作用的速度快速增長。這些結論可以指導企業更好地開展對外直接投資。

  三、在上游、中游和下游三個環節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建議

  鼓勵企業開展對外直接投資,需注意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

  1.在全球價值鏈的三個環節上發力

  首先,在全球價值鏈上游環節,應鼓勵企業以并購(M&A)方式擴大對外投資。為此,國家應加大該環節對外直接投資的鼓勵政策,鼓勵企業在國外建立研發中心,聘請全球高級人才,提高企業的研發實力。其次,在中游環節,加快國內邊際產業產能轉移。同時,借助“新四大發明”的品牌優勢加大投資力度;通過人工智能(AI)等先進制造技術提升價值鏈中游環節的增加值。再次,開展價值鏈下游環節的對外投資,要和服務業對外投資相結合,通過支付寶和網購等領先優勢來增加客戶的“粘性”;鼓勵在下游環節投資的企業與歐美發達國家企業合作。這既有利于進入發達國家市場,也可進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

  2.通過并購方式開展對外投資亟需提升企業管理水平

  通過并購進入國際市場,首先,要在并購前調查環節明確三個問題:一是在投資目的地選擇上要考慮東道國政治風險低和制度質量高的國家;二是摸清并購對方企業的合作需求和談判意圖;三是在企業進入目的地選擇上建議采用先易后難路徑,然后采取“差異化的并進模式”更有利于企業生產率的提升。當然,這并不排除有競爭力企業采取并購方式進入發達國家策略的選擇。

  其次,在并購中既要合理解決融資難的問題,又要按照國際慣例組織好并購業務的談判。西方企業涉及并購案的談判往往不是由企業自身組建談判隊伍,而是委托會計、律師事務所來代理談判。并購中涉及知識產權、人員安置補償、企業品牌、營銷網絡等有形或無形資產的評估,以及合作模式、跨文化溝通等一系列問題,專業代理談判機構對此有豐富經驗,相對而言,我方企業自己組建的談判隊伍因專業性不夠,多受制于人。

  最后,重視并購后的整合。很多企業在并購交易結束后放松了企業管理,缺乏整體規劃,沒有在全球整合資源而嚴重影響企業效益。企業應根據自身情況加強三方面管理:第一,加強人力資源管理;第二,重視雙方企業文化整合;第三,加強對公司財務方面控制。

  3.強化對外投資的政策引領

  在政策引領上,長期看,應提高鼓勵政策的公平性。公平性即非歧視性?;謊災?,OFDI鼓勵政策趨向應該針對所有走出去的企業。現階段技術尋求型OFDI的鼓勵政策在廣度和深度上有待提高;對市場尋求型的OFDI適用范圍應依據“有扶有控、有保有壓”的原則進行調整,根據東道國的市場飽和程度來決定采用“?!被頡把埂鋇拇朧?,防止惡性競爭,助力于邊際產業“走出去”。

  4.加快服務水平的提升

  政府充分運用現有的信息系統,為企業提供法律、政策等信息服務方面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建立并完善相關信息系統,以助力企業“走出去”。政府還需要創造條件、搭建平臺,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和政府管理人員的系統培訓。同時,加強與東道國政府溝通,預防和妥善解決企業境外開展商務活動面對的安全問題。此外,加快具有國際化視野的中介咨詢服務組織的建設尤為緊迫。

  5.探索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新模式

  上世紀開始的英國對外投資采取的是尋找可靠代理人的模式。英國的殖民統治為該模式發揮到極致提供了保障。隨著殖民地紛紛獨立,該模式漸漸被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模式所取代。興起于二戰后的美國對外直接投資,以“馬歇爾計劃”一攬子解決方案為抓手,借助于市場經濟和公司制改革,采用現代企業制度模式來綜合管理其在全球的投資。

  在實踐中探索具有中國特色對外直接投資新模式已成為關注的熱點。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模式如何?本研究認為,首先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基于現代企業制度基礎上的投資;其次,對外投資應繼承和發揚外經、外貿、外交相配合的好傳統,打造世界命運共同體;再次是基于打造以我主導的全球價值鏈,進行資源在世界范圍內配置。

 

  (作者系南昌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昌大學中國中部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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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劉耀彬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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